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的确具有在湘西世界中谱写田园牧歌的主导创作动机，这种动机到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期更趋于自觉。《边城》的大部分篇幅都符合田园诗写作模式。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经这样界定经典的田园诗模式：“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田园诗的生活和生活事件，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角具体的空间。”“田园诗中不同世代的生活(即人们整个的生活)所以是统一的，在多数情况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点的统一，就是世世代代的生活都一向附着在一个地方，这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与这个地方分离。……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边城》即表现出“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小说叫《边城》而不叫《翠翠》，也不叫《翠翠、爷爷和黄狗》，这固然与沈从文曾经计划要陆续写作“十个城”的故事有关(虽然最后大都没有写成)，但从田园牧歌的原型性上说，选择“边城”作为主题，显然使小说涵容了更开阔的叙述空间。

　　巴赫金所谓“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有充分体现。这种时间的回环节奏首先表现为沈从文小说中所习用的“恒常叙事”，即叙述湘西世世代代的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常态化的场景，借以烘托长久不变的恒定感。譬如创作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长河》：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收获期必为长年帮工酿一大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