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沈从文的悲哀不仅仅是这些。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他获得了一种具有现代色彩的理性眼光，再次审视故乡与传统文化时，他开始撕开和谐的面纱，预感到“边城世界”悲剧性的未来。理智使他开始对传统文化有所超越，追求生命的前进，他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而边城世界的悲剧就在于它的“凝固不变”，以老船夫为代表的边城人民承袭了世代以来的顺于委命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切都有天意”、“一切有个命”，“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这里的人对于自然更多的是顺从和妥协，却缺少追求未来，征服自然的勇气和信心，所以当沈从文第一次回到阔别十年。魂牵梦萦的故乡时，他忧郁地说：“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的太多了一点。”尽管作者爱极了那个世界，但在理智的驱使下，他还是以“黄昏”的意象隐喻“边城”的趋向没落，这种悲剧性的未来，与其说是命运的安排，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理想乡土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更使他的作品中渗透了无尽的哀愁。实际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中那种“寻根”却“无根”的尴尬与痛苦，已经可以上溯到沈从文这里。

　　总之，个人生命体验与民族共性心理的交融，希望与失望的交织，都被沈从文揉合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并通过“黄昏”意象的反复使用，曲折传达出来。然而作者笔下的黄昏总是美得叫人心醉，几乎使人难以觉察作者心底的深深叹息，因为他有自己独特的创作原则：“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正因如此，沈从文与他的“边城世界”更是获得了一种言说不尽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