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称自己是 “乡下人”，并不意味他在现代都市人面前是自卑的;相反，在他心目中，在现代都市“灰色”的人生面前，惟有他这样从湘西僻地“戍卒屯丁”队伍中走来的“土著”，才有血肉丰盈的生命，才有“征服”的力量。都市在沈从文心目中的分量，可以借20年代另一位湘中作家黎锦明一语挑明：“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当我去年春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一念。”灰色的都市以其固有的一套文明秩序妄图辖制那些来自偏地的“乡下人”，在这样的辖制面前，许多人俯首称臣，归顺了都市。而沈从文偏不，他要以乡土生活的“瑰奇”和“警拔”来征服“灰色”的都市，并用手中一枝笔躯散由现代势利观和传统科举观沆瀣一气、在他心上笼罩的阴云。这目的也终于在他笔下实现了：他用自己写就的湘西经历，以及由这些经历“组织”而成的故事“征服”了都市的读者，使他刹那间成为现代文学上空一颗耀眼的新星，被胡适誉为“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天才”。

　　在当时的乡土小说中，沈从文的作品别具特色。鲁迅曾说，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们到异地去了”，“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或者说，经过都市人生和现代精神氛围浸染之后，文人笔下的故乡是心中憧憬的故乡，是一种经由现时观念折射的故乡，而非过去或现实的真正故乡。《从文自传》完成于1931年，也是沈从文在现代都市迁徙流连约十年之后，因此他的 “自传”未必不羼杂后来的思想意识，并以这些思想意识作为叙述生活的视角，而与当初生活有一些距离。但只要追随他的叙述走进湘西，就马上体会当时文坛流行的理论在这里全派不上用场，那些理论不仅无助于说明他复杂的经历，而且如果他以现实的善恶是非观念为依据，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因为那些观念远远不足以解释现实人性的复杂，无法应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也就根本无力整合起那些“支离破碎”的人生故事。反之，正由于他不以某种现成的观念作为判断和取舍生活的标准，才能在那样严酷的生活环境，如“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中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顽强地活下来，并留下一段传奇般的、却又令人感觉真实的“边城”经历。这样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作家后来几十年的事业成就主要集中在对具象事物敏锐的感悟、细致的观察与传神的表达方面，而非抽象而严密的理论逻辑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