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城的诗意栖居

　　沈从文对边城世界的一切怀有极深的感情,在他眼里边城中凡生皆“美”。对边城中的自然山水与自然人性,毕其一生去赞美。《边城》对湘西人的诗意栖居的描写,真实地流露出一种回归自然的倾向。远离尘嚣的茶峒山清水秀,在青翠幽静的山峦中,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过,在这生长虎耳草的山中溪边,有守着一条渡船与孙女的老船夫,有山头黄麂一样的翠翠带着乖巧的黄狗在风日里长养……地理位置的偏僻,使得边城自然地与现代社会保持着距离,可谓化外之境。在沈从文的笔下,边城的天地极为协调,风俗淳朴,古朴恬静,生命与生活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状态,表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安宁冲淡与原始活力。在沈从文温和的态度与宽容的欣赏中,边城清明的人物呈现出一种审美的超脱与淡然的安详,展现一种难得的纯净和诗意。

　　边城人的自然本性淳朴善良。他们亲近自然,贴近乡野,与喧嚣纷乱的现代社会及其中的丑恶鄙俗迥然不同,在大自然怀抱中过着宁静和谐的生活。无论老人、青年、妇孺都善良而少心机,性格粗糙淳厚,情欲自然单纯,心地坦荡宽容,表现出一种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真性情。在边城世界里,自然的人性表现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质,是精神与肉体达到融合一致的理想境界。他们辛劳生存但心灵自在洒脱,生命饱满而富有生机。边城民众在远离现代尘嚣的环境中协作劳动,无私互助,和谐生活,安居乐业,建构的自由乡村世界颇具中国古典的桃花源意味与西方的乌托邦情境。小说中反复出现清纯的溪水与河水,实是一种自然而充满健康活力的人性的理想象征。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如茶峒山里那条溪与河,少污染,不造作,清澈从容,自然流淌。

　　顺应自然,不悖乎自然或者说顺应天意而不勉强,是边城人的处世之道。从作品的核心事件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天保与傩送同时爱上翠翠,但毫不勉强翠翠,只想通过自然的对歌方式去争取。而翠翠爱的是傩送,她不勉强自己,更不勉强别人,一方面等候傩送的提亲,一方面不为天保所动。而傩送亦不勉强自己,不为碾坊左右。即使是天保的死亡与老船夫的死亡也是自然而然,天保的死亡没什么必然性,就算不是因求爱不成而负气下水,行船的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这类危险。而老船夫的死则更多的是一种寿终正寝,而不能完全归之于为翠翠操心而死。所以,在翠翠爱情的不顺与不幸之中,其实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自然意味。正因为如此,其中并没有明确可供谴责的对象。有学者将其归之于现代“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的影响,不过是一家之言。其实,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边城人事本真状态的一种自然呈现。顺天体道,使得老船夫、杨马兵等边城民众对万物怀有一种蔼然之爱,一颗宽容的心。沈从文笔下的这些“化外之民”,天然拥有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有一种《庄子・渔父》中的“法天贵真”的意味。

　　如同《边城》一样,在沈从文的不少作品中,凝化在山水与民间的纯净常常在腐朽和尴尬的都市的反衬之下,生长出一种温暖和抚慰的力量,深深滋润人的内心。泥土的气息给那些像沈从文一样远离乡土的人们一片精神的绿洲,给疲惫的现代人一方自由栖止的心灵家园。沈从文笔下的自然风俗、生民人性,由此便具有了一种文化哲学意味,具有了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并以此关照着人类的本质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