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边城》看后发国家文学中民族想象的本质

　　《边城》的牧歌属性及其文化隐喻——中国形象，为后发国家的民族抒情提供了可贵 的范本。我们通过如上分析，对其形式、内涵、成因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我 们还应该注意到，《边城》文本内外，有诸多矛盾交织着，种种情形，关涉民族想象的 性质和发展前景。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集中到《边城》文本内部，加以更深入的探究时，牧歌的破绽暴 露出来。我们注意到促成渡船老人之死的最后诱因——中寨人的奸诈。他歪曲二老的意 思，又引发老人的负罪感，在旁敲侧击中残酷地断送了老人残存的信心。还有翠翠在吊 脚楼下听两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x：“她的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刀。”需要多大 的夙怨，要将仇人杀十七刀！这触目惊心的事件尽管以如此平淡的调子谈论出来，对现 代读者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在黄昏的河边，当翠翠暂时一个人在岸上时，她猛然想到 ：“假若爷爷死了？”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大叫爷爷，执意让爷爷上岸来。翠翠， 当然还有爷爷，这种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祥预感，在小说中十分强烈。再就是老人在顺顺 一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他的赤贫，龙舟赛上势利的观众对二老婚事的议论，频 繁的自然灾害，经商环境的险恶等等。

　　牧歌并不排斥现实矛盾的介入，挽歌就是明证。 但牧歌中的矛盾经过了精心修饰，调子可以是忧郁的，哀伤的，却不能过分严峻，牧歌 追求理想化，因此拒绝残酷的现实主义描写。《边城》中的这些因素显然超出了抒情挽 歌的范围。沈从文虽然为弥合牧歌文本中的破绽，作了不少工作，这可以从他频繁使用 的一些赞誉性词汇中看出来。在小说开头三节，这类词汇比比皆是，如“淳朴”、“浑 厚”、“安静和平”、“极有秩序”等。而如果拿这些肯定性评价与边城人日常生活对 照，读者会发现它们常常是是矛盾的。是叙述人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读者对文 本的理解和接受”（注：见方长安《论<边城>叙述者性格及其功能》，载《吉首大学学 报》1997年3期。），而不是事件本身令读者信服。因此，掩饰的结果实在是加强了这种 不和谐感。

　　《边城》的文本破绽与湘西和中国的现实情形之间当然有密切联系，它提示着牧歌的 现实资源的匮乏。同时它也是沈从文创作中话语转换留下的痕迹，因为原始英雄主义能 包容劫掠、血腥和灾难，被文明教化浸染的牧歌则难以化解它。这种话语转换留下的痕 迹清楚表明了牧歌的建构性及其过程。

　　同样，苗族问题对《边城》的民族抒情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沈从文的身上有苗 族血统，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考虑到这两点，就足以把《边城》与苗族文 化可能的表现联系起来，而具体的研究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所在地属花垣县（旧称永绥县），据1935年人口统计材料（注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页。），全县15个乡 总计人口116146人，苗族人口101514人，占86%，除茶峒镇、花垣镇，吉峒乡三个乡是 苗汉杂处外，其余12乡皆是苗乡。即使苗汉杂处的茶峒镇，总人口6825人，苗族4550人 ，也占66%。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一些，它是苗族汪洋 大海里汉人的一只孤舟。《边城》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左右，那时人口比例估计与1935 年的统计不会有太大出入。如此的人口分布结构，很难设想《边城》会与苗族没有任何 关系。

　　在《边城》中，杨马兵和翠翠的父亲都列身军籍，驻扎在城里;爷爷没有过从军记录 ，他和女儿，也就是翠翠的母亲住在城外;翠翠的父母隔河对歌相爱。从地方史志著作 的相关记载中可以判定，这种格局说明了翠翠爷爷的苗族身份。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翠 翠父母的自杀身死。翠翠母亲怀了身孕，这使翠翠父亲面临要么逃走，要么自杀的二难 选择。是什么禁忌使年轻人因轻率造成的过失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异族婚姻使然！种族 歧视使翠翠父母的婚姻面临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们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注：苗汉婚姻 所受歧视和阻碍，请参阅沈从文《从文自传·我的家庭》，《湘西·苗族问题》，还可 参阅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07页。）。朱光潜 曾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 沉忧、隐痛。”（注：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 年5期。）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边城》中也涉及到苗族习俗。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是三次端午节。端午节是 苗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期间举行的盛大活动。《边城》中还有一个 场景：端午节期间，团总母女到顺顺家相亲，翠翠本能中感到了威胁，她唱起当地神巫 在还傩愿时演唱的傩辞。这傩辞虽出于沈从文杜撰，其苗族背景却是确实的。翠翠下意 识中在扮演神巫的角色，她用了本土最庄严，也最有效力的形式，为自己的爱情祈福。 再就是《边城》中对歌求爱的习俗：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如今，大老二老又要通 过唱歌竞争爱情。二老的自信一部分来自他对自己歌声的自信。大老在唱歌上逊色，他 的丰厚的嫁妆和殷实的家境也帮不了他的忙。对歌求爱不为苗族所独有，但在苗族中最 盛行。

　　在对《边城》中的苗族背景作了一番甄别后，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苗 族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地区，在一个苗族文化起支配作用的地方，作为有苗族血统的作家 ，《边城》涉及的人物身份和风俗，沈从文却未在族属上给予分辨、确认，也不给读者 一个说法;具有丰厚苗族文化背景的《边城》，竟然找不到一处昭示其身份的文字，一 切掩饰得天衣无缝。若非我们的追根寻底，读者恐难发现其中的线索。

　　原来，沈从文用来表现牧歌情调的重要资源是苗族文化，但他“匿名”继承了苗族文 化的遗产，用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置换了苗族文化。他采取的策略是用地域性消 解民族性，用地域的存在瓦解民族的存在，苗族的存在被忽视，成为强化中华民族特异 性策略的一部分。苗族文化曾经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资源，当他把苗族文化当作湘西的 特色向读者推销时，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沈从文意识到，湘西文化的核心和真正特 色是苗族文化，傩事活动，对歌，狩猎，龙舟，放蛊，落洞……加强了湘西文化的独特 性和异质性，从而阻断了与汉文化的混同而保持独立，有实力与汉文化抗衡。没有苗族 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而现在，当他需要表达“中华民族 ”的声音时，苗族就被他归化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天然的组成部分，苗族特色自然成了中 华民族的特色。

　　中华民族本是中国各民族的集合，苗族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考虑到汉族的主体地位 ，湘西苗汉之间历史上的紧张冲突和主属关系，这种对苗族文化的有意识消解和遮蔽， 显然不能等闲视之。文明注意到，当沈从文在处理苗族与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的关系 时，这种被西方学者称为“内部东方主义”的情况发生了。东方主义通常是指西方文化 中有关东方的知识体系，但在后发国家被动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主义也会与东方国家内 部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传统认知模式合流并相互作用。在民族形象的刻意创造中，利 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几乎是不由自主的选择。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和 人为的破坏，使得在“民族主义的核心里留下一个空白”，这就促使文化制作人“转向 少数民族文化，把这些文化当作现存的真实性的源泉，这种做法给原始的和传统的东西 ……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把他者内在的和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点加以提 炼”（注：路易莎·沙因《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内部东方主义》，见《社会性别与发展译 文集》，三联书店1997年版，101页。）。

　　也正是沈从文在处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文学实践，促使我们把《边城》中 的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联系起来。移用苗族文化，说明主体民族文化资源 的有限性;又由于中国形象产生在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它的成型体现了与西方有 关异族想象的同谋关系。异族想象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一个常数，早在古希腊荷马史诗《 奥德赛》中，就已经有了对异域风情的描写。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西方文 学掀起一轮又一轮表现异族想象的热潮。在近现代，殖民主义是西方文学中异族想象发 达的最重要原因。

　　作家们热衷于表现异族形象，并不单纯为了志异猎奇，常常有深刻的思想动机和文化 背景。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中的异族想象受作家所在国整体社会想象力的制约，而这种 社会想象力不是统一的。当作家依据在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族，就会对异 族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当作家依据具有离心力的话语表现异族，向本国社会秩序提出 质疑并试图对其进行颠覆时，异族形象就成了他的乌托邦。我们可以从夏多布里昂、吉 卜林作品中的异族形象看到作家的自我优越感，而伏尔泰的《老实人》批判本国文明的 腐朽和堕落，把理想寄托在异域文明上。

　　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学中异族想象的两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后发国家文学对自 我民族的表现。刘禾在她的研究中证实，启蒙话语与西方传教士炮制的中国形象有密切 关系。如亚瑟·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英国人麦多士的《中国人及其叛乱》等著作 ，都热衷于归纳所谓中国的国民性。几十种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概括，帮助西方人建立起 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也决定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自我民族取负面认识（注：刘禾《一 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见陈平原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同样受到西方文学中的异族乌托邦激励 ，并在文学中找到了诗意的民族形象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把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与沈从文的《边城》来一个对比，也许对二者之间的 互文关系认识得更清楚一些。在赛珍珠《大地》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后数月（注：赛珍 珠《大地》的早期中译本有1933年6月北平志远书店初版本，张万里，张铁笙译，分上 中下三册，共495页。胡仲持的译本，326页，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8月初版。），沈从文 开始写《边城》。

　　《大地》一扫西方作家描写中国现实生活时惯用的贬损态度，塑造了 崭新的中国形象，被公认为是“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 富的”（注：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转引自《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53页。）。《大地》三部曲表现的是与大地和解的主题。作者显然欣赏宗法制度 下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赋予那种生活方式以无限的诗意。她反对 中国社会踏上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第二部中，把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描述成军阀割 据，战乱不已。这与中国五四启蒙文学的主旋律相悖，迎合的是其本民族近代以来，在 海外扩张中形成的对落后民族的浪漫幻想。而且，作为美国作家，中国形象始终是作为 他者来处理的，她的本民族意识在小说的艺术构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她对中国 习俗的浓厚兴趣：小说第一部情节的推动，基本上是一连串仪式和礼数的展开，作者不 厌其烦地介绍（潜在的读者是西方人）主人公如何平生第一次洗澡，如何娶亲，怎样喝茶 ，多子多福的意识，染红鸡蛋，买地的冲动等等。人物的每一个行动，叙述人都把它处 理成亘古如斯的习惯和风俗，并格外指点出来。

　　赛珍珠在给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一书 所作的序言中说：“（几年前的中国小说）整个格调有些暗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 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 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 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 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这 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注：转引自 《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70页。）这番话是理解她作品中中国形象 的很好注脚，且与《边城》中的中国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没有具体证据显示 沈从文读过《大地》并受其直接影响，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背景，蕴涵了西方文学中 有关东方的想象对沈从文施加影响的必然性。

　　后发国家在被动现代化进程中，文学中的民族想象就以这样丰富的形式，走进读者的 视野。它展现了永恒的困惑，也开启了无限的希望，因为它满足了一个民族对自我认同 的渴望，是可信而切题的。由于《边城》诞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它的世界意义很长 时间被遮蔽着;与《边城》一脉相承的现代文学的牧歌传统也没有受到重视。斗转星移 ，随着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加速，一个民族越来越渴望向世界描绘自我形象，《边城 》和现代文学中的牧歌传统或许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