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凸现出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 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 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 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 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 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从研究《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入手 ，以期对它的艺术独创性及其意味作阐释。

一 牧歌作为乡土抒情形式

　　牧歌（pastoral）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注：在西方，牧歌（Pastoral）是一个有 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种。远在古希腊时代，诗人们用它表现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纯朴 生活。牧歌作为文类，它的高峰期在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兴起后，牧歌没有因为缺乏记实性而走向衰落，它在崇尚经验和写 实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走出西方文学的范围，广泛渗透到后发国家的文学中。

　　牧歌 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涵义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学者已不再只限于从文学类型的层面上 理解它，燕卜逊在《牧歌的若干形式》一书中认为，“牧歌并非由传统特征和惯例构成 ，它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形式的限制，并得以存在下去”，“如今， 牧歌仍然具有体裁名称的功能，然而它同时获得一种引申意义，这种意义与批评家探寻 文学的神话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关”。牧歌的实质，是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 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许多牧歌的描述与城市和乡村 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满足了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 回归单纯朴质生活的永恒愿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 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作品中能够界定其本质因素的抒 情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

　　我们可以从题材等多个角度去描述这种倾向和品格， 如把“牧歌风”或“牧歌情调”与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单纯简朴的生活，恬静平和的 气氛等联系起来。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它综合了文体、风格、氛 围、结构、题材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整体性、弥漫性的特点。

　　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 的《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特别多。如刘西渭的《<边城>舆<八骏图>》一文中说 ：《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注：引文见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1935年 6月《文学季刊》2卷3期。）。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 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注：汪伟《读<边城>》，1934年6月7日《北 平晨报·学园》。）。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 园气息”的代表作品（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162页，176页。）。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 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朴归真”（注：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619页。）。

　　虽然《边城》的牧歌属性最为学者称道，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牧歌不是孤立的个案 。牧歌与田园小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故其抒情特质在田园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我们 可以在废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证这一点。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在何 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这条线索。牧歌代表着对 乡土和家园的守望;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性，在优秀的作家那里，这种乡土抒情 形式也蕴涵了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

　　《边城》的确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乐园的冲动在 这部小说中也十分强烈。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 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 ，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见《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45页。）。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 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 面。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 ，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 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 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注：引文见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1935 年6月《文学季刊》2卷3期。）

　　沈从文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诗 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 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细 节上层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 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 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 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 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有评论家从《边城》人物、山水、 意象关系着眼，把《边城》比作一幅水墨画（注：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 征及对比手法》，见《从司空图到沈从文》，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161页。），实在是 深得它的气韵和精神。

　　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 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后来， 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注：参阅《简明大英百科全书》“elegy”辞条，台湾 中华书局1989年版。）。《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 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 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 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 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 ，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 物的气质里的。”（注：引文见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1935年6月《文学季刊》 2卷3期。）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入，为牧歌增添了文 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 ;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 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 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入 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 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 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 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 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 ，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阔的 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 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 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 ，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