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形象与沈从文创作的发展

　　从沈从文个人创作发展的轨迹看，诗意中国形象的诞生显示了内在的必然性。沈从文 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24—1927年是沈从文的试笔和模仿阶段，他受周作人、 废名等影响，多写些怀乡忆旧之作，寄托对乡土的愁思，其文化意蕴浅显凌乱。1928—1 931年，沈从文主要在上海，他一扫往昔作品中的感伤情调，纪实倾向，转而凸现湘西 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 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他的地方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强化。1931年 秋，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在青岛大学任教。佛家思想就是这一时期大规模地有机 地融入他的作品，对生命的原生态进行了归纳。这种归化作用在他1933年秋到北平后仍 持续着，但佛家思想逐渐淡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上升到主导地位。在佛家思想使 野性的湘西受到初步的文明教化后，儒家思想把伦理情感，民族前途的思考，自强不息 的精神，道家把诗性人格推到了沈从文视野中。《边城》作为这种变化的产物和集中体 现，显示出沈从文正走出在地域对比中表现湘西地方优势的格局，唱出了中国的颂歌。

　　表现苗族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沈从文创作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 。在他的早期作品（1924—1927）中，沈从文借苗族来夸耀地方的奇异，但对现实生活中 的苗人，则取歧视态度，把他们作为异类加以严格甄别。1928年—1933年，沈从文先在 上海，后到青岛，他对苗族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从父亲口 中，得知了自己有苗族血统，他以苗族身份自居，写了一系列苗族传奇，如《龙朱》、 《神巫之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月下小景》、《凤子》等，他讴歌 传说中的苗族英雄和传奇人物，赞慕苗族狂放、野性的生活，并从现实体验出发，触及 到苗汉两个民族的冲突。

　　1933年秋，沈从文来到北平。多种因素促使他放弃了以“苗族 作家”身份从事写作的念头，他逐渐丧失了对表现苗族浪漫传奇，彰显苗汉文化冲突的 兴趣。而《边城》正写在沈从文到北平方以后。当然，即使是在他大张旗鼓地彰显苗族 文化时，他也是矫饰的，他所认同的是传说中的苗人，而非现实中的苗人。他只承认自 己与他虚构的龙朱等苗族传奇人物和英雄血脉相承，却回避与进凤凰城赶场或为一点因 由就被牵来杀头的乡下苗人之间的血缘联系。他并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 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述策略（注：有关沈从文创作中的苗族问题，详细论述请参 阅拙文《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多重阐释与消解》，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10号 。）。当他越来越认同“中华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碍。于是，此后发生的一切 就顺理成章了。到北平后的沈从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由苗族到汉族，由关 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

　　随着沈从文在创作方面从张扬原始野性到皈依教化文明，随着个别民族捍卫者的身份 弱化，整体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增强，他开始频繁地发表时论，谈论民族复兴和 国家再造。在1933年秋冬到1934年春，沈从文先后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劝人读 经》、《知识阶级与进步》、《打头文学》、《论“海派”》和《关于海派》等文章， 虽是在议论文坛不良习气以及社会政治弊端，而用意是警示“民族特性的消失”和“国 家政治制度的不良”，并探索“民族出路”，他关注的是一些涵盖性很大的命题。如他 在《打头文学》中说：“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如此，“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 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注：见《沈从文文集》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157页 、159页。）他两篇论海派的文章，虽是就他引发的有关海派的论争进行答辩和发挥，但 有趣的是，他附属于“海派”的主要说辞，却是针对“民族”劣根性的;也就是说，它 把“海派”的地方性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看待。如《论“海派”》中说：“一个民 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 。”（注：见《沈从文文集》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157页、159页。）这是沈从文 集中发表对文学、知识分子等问题看法的时期。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不是从 个人好恶和感受力出发，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前途，国家利益的角度批评文坛时弊，把文 学的创新和诚实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视野更见开阔。

　　从1933年10月他到北平起，到他完成《边城》，这种联系是他言论的主旋律。因此， 沈从文才会在《边城》出版时的题记中郑重宣布，他的这本注定要落伍的书，是给那些 “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他给他设定的读者 提出很高的要求：“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 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 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 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注：见《沈从文 文集》6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72页。）

　　从现代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发展来看，30年代，在文学中出现诗意的中国形象， 是历史的必然;从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发展来看，他的抱负和思考的格局此时已经上升到 一个宏阔的高度，特定的乡土和地域皈依整体的“国家”，特定的民族被整体的“中华 民族”取代。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互相作用，《边城》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