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边城》作为桥梁：向“未来”与“虚空”凝眸

　　在1946年《水云》中，沈从文满怀惆怅回忆了曾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出现的四个“偶然”――四个与之有着欲断还休的情感牵扯的美丽女性，笔调柔和温婉，态度严肃，在情感与欲望的纠缠之中，充满对于理想人生的抽象思索。其中的第三个“偶然”，一个美丽的模特，让沈从文这个“乡下人”见识了身体的动人之美与神性。

　　早在1941年的小说《看虹录》中，沈从文就详尽地呈现出这个“偶然”的“美丽精致的肉体”引起他的眩目的惊奇!如何理会生命中美的诱惑，一个人，该如何正视他的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何诠释人性与爱情、婚姻等，是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关注的中心之一。还有小说《摘星录》、散文《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以及系列冥想式散文《七色魇集》等等一大批20世纪40年代作品，都有这种色彩。因为某种欲说还休的爱与性的纠缠，使得文风尖新晦涩，现实既无从畅快淋漓地坦露，又必须记录这些身体与心灵的煎熬，沈从文的文风，只有一个劲朝向乖僻与抽象之途。这一批面貌独特的作品，不单将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划分为一个新的阶段，也使沈从文与整个文坛显得隔阂。在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曾天真地说，这批作品当年他曾小心地不让张兆和读到。

　　这些在抗战中写于云南边陲的作品，不单在昆明，在整个文坛都产生不小影响。人们为沈从文的变化感到惊讶。从1946年起，沈从文逐步感受到来自左翼的巨大压力，这批作品自然也是攻击的重点。郭沫若在1948年《斥反动文艺》一文，指出沈从文这个“桃红色作家”，这个“看虹摘星”的“风流小生”，历来是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风流”而“反动”，这样的评语，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足以让沈从文心理崩溃。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堆晦涩抽象的作品中，能读出作者的“风流”来。这种抽象，来自婚姻之外的爱的惊讶、美的诱惑――这种“情感发炎”!由这种煎熬过渡到对于理想人生形式的抽象思考，人性与爱，性与生命，生活形式与生命的本真，等等。可贵的是，这个曾经备受压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苦恼的中年人，尽管纠缠在这些个人的乱麻之中，却没有沉溺，而是由此出发，思考整个人类、人性的缺陷与美，开始“向人类的远景凝眸”。

　　所以，尽管学术界对于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创作出现的抽象倾向，作了不少深入的、有见地的阐发，尽可以更深地生发开去，但是，由我们上面的简单描述，也可以感知，这种抽象的写作，这种隐晦艰涩的姿态，其内在的心理资源，和写作《边城》时相比，并未呈现过多异质性东西。20世纪40年代一批作品基本思路，在《边城》中已大致定型。从这种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表面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实质依然是那种由《边城》开创的、为自己的心灵的挽歌式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边城》成为一座桥梁，将原来那个津津乐道那些边地传奇的青年故事能手，过渡为一个纠缠在自己内心、纠缠于生命抽象思索、进而向人类的远景凝眸的中年人。

　　对于沈从文自己来说，《边城》也是一个转折点，一座桥梁，同时又是一个再也跨越不过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