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二：白居易被贬江州探因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二十八岁的他一举考中进士并且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唐宪宗元和二年，召为翰林学士，第二年拜左拾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

　　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以对左拾遗一职很满意。他忠实地履行谏官的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别人每月领的谏纸都用不完，他领的谏纸却不够用，忙得“食不甘味，寝不遑安”。上谏书之外，他还写下不少讽谕诗，来补察时政，针砭时弊。由于他直率和大胆，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在《与元九书》中具体地谈到了这种情况：“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不仅敢于指斥时弊，讥讽权贵，而且还与皇帝争论。河北藩镇王承宗抗拒朝廷命令，唐宪宗命令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对此事，不少谏官上书劝阻，白居易则在朝廷“面论”，即与皇帝当面辩论，辞情恳切，论辩周密。接着他又请求停止对河北用兵，洋洋数千言，都是些别人不敢直说的话，唐宪宗对他的许多意见都采纳了，唯独对他直接和自己辩论吐突承璀的事，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深感不快。到元和五年，白居易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次改任，名义上是升了，但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谏官的发言权，这无疑是政治上的一次挫折。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藩镇们不秉王命，割据叛乱，互相掠夺，搞得天下不宁。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朝廷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姑息、怀柔，一派主张武力讨伐。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战派。元和十年，宪宗拟讨伐淮、蔡藩镇吴元济，并将机务全部交给武元衡。而河北藩镇王承宗遣使者奏请宪宗赦免吴元济。事情转到武元衡处，使者辞礼悖慢，武元衡严词叱之。王承宗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章诋毁武元衡，从此结下怨恨。不久，藩镇们收买嵩山中岳寺僧人在长安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同时把御史中丞裴度刺成重伤。满朝文武，多慑于藩镇的淫威而不敢说话，而身居闲散官职的白居易却犯了职业病，第一个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他此举招来了很大是非，宰相认为他是宫官而不是谏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平白无故地给他加上了“越职言事”的罪名。当权者正讨厌白居易言事，于是奏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诏书刚出，中书舍人王涯立即上疏论之，说根据白居易所犯的罪状事迹，不适合担任一州之长，于是追诏授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白居易满怀凄楚离开了长安，成了“天涯沦落人”。被贬江州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一个根本的转折。从此，那个宁折不弯的白居易不见了，开始了他的亦官亦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