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笔法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时，儒家的积极进取、“达则兼济天下”等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部分。三十七岁就进为朝官，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左拾遗的神圣职责，使他以勇于进言为己责;翰林学士的重要地位，更让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以“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和阳城驿》)为政治誓言和行为准则，不顾自己官位低下的实际处境，不管勇于进言可能带来的不测之祸，积极地履行职责——为朝廷献计献策，写了大量的谏书。同时白居易此时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也体现了他积极的政治理想，甚至也被纳入了他履行职责的范围。他想通过恢复建立采诗制度来用诗歌向皇帝反映民情、推广教化，所以他对《诗经》十分推崇，主张直切言事，强调诗歌的“美刺”和“讽喻”，这鲜明地表现在了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中。他明显地在《新乐府》中套用了“诗经笔法”，组诗以《七德舞》开卷，教化君王珍视得之不易的祖业;又以《采诗官》压轴，要求君王恢复采诗制度。

　　首先，白居易在《新乐府》中继承了《诗经》“其言直而切”的传统，并把自己当作了采诗官。他在叙事时力求客观真实，认为“核而实”才能“传而信”，于是根据真实事件用“直而切”的诗歌语言进行创作。如《捕蝗》所描述的饥民捕蝗的事件，在《旧唐书·德宗纪》里就有所记载，白居易借此诗指责了地方官吏不能以善政来为民去害;《驯犀》中所叙述的进献皇帝的驯犀冬天被冻死的事件，在《旧唐书·德宗纪》里也有记载;《道州民》中叙述的阳城为民请命，改变了当地向朝廷进贡侏儒的惯例，为民造福一事，也在《旧唐书·隐逸传·阳城》和《新唐书· 卓行传·阳城》中均有记载。这样把真实的事件直切地叙述给君王看，白居易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他在《策林·论文章》中，反对诗歌中的“虚美”，又在《采诗官》中，反对讽谕诗“媚君”。他亲历了德宗晚年爱听奉承话的社会政治现实，并且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君王要能够容得下这些“直词”，否则当世就谈不上 “理世”、“治世”了。所以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尽量根据真实事件用“直而切”的诗歌语言进行了叙事。

　　其次，白居易在组诗《新乐府》中，还模仿《诗经》中的小序，在组诗中的每首诗的题下加了揭示其主旨的题解，“一吟悲一事”，每篇诗歌都内容集中、主题明确。例如，《胡旋女》的题解为“戒近习也”，诗中写中原流行胡旋舞，结果“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遗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因而作此诗来“悟明主”，内容十分集中;《太行路》小序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忠也”，诗中写妻子“妾颜未改君心改”的沉痛感慨，主旨十分鲜明。这鲜明地表现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五十首的教化目的。

　　诗歌本来是以抒情为主的，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叙事，并且始终带有着很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这样，一方面诗歌的叙事水平得到了提高，功能性也得到了强化;但另一方面，诗歌的艺术性也受到了损害，往往为了“显其志”而影响了诗歌意境的完美。对此孟二冬老师曾做出过评价：“元白新乐府，出自功利目的，重在恢复和弘扬‘诗教’的传统，因而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甚至还不如大历诗人。”同时，谢思炜先生还说：“‘主题先导’仍然决定了他大部分作品的选材，以致许多作品忽略了叙事因素，影响了叙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