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