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居易在提倡讽喻诗的时候提出诗歌要反映现实，为社会、政治服务，为“时”、“事”而作，诗歌要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效，这些理论对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性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上文已经有过论述。在这里主要略谈其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过分地强调诗歌的创作必须要“合于时”、“俾补时阙”，完全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诗歌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为封建统治服务当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视了诗歌应多方面反映现实人生、抒写个人感情，把诗歌严重功利化地当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记录，失去诗歌本身的特点，变成近似押韵的奏章，并且这些诗常常忽视虚构、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导致诗歌创作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白居易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归根结底是“为君”服务，将“为君而作”当作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再如他对诗歌历史的论断也很狭隘，他认为屈原与汉代五言诗归于怨思，止于伤别，“六义始缺”;评价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虽有比兴之作，但数量太少，李白是“十无一焉”，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结论是诗道崩坏，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未免太偏激了。

　　二、前人一般对白居易后期的诗歌认识不足，甚至存在偏见，认为白居易后期没有将“人民性”和“兼济天下”的立场坚持到底，最后转向了“独善其身”，认为这是白居易的遗憾。笔者认为应该对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等作品的创作给予全面的评价，应该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贬低。例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以颇具审美的眼光和较为清新的笔调观察自然，抒发感受，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可谓绝笔，《长恨歌》运用想象虚构仙境，《琵琶行》运用比喻描写琵琶乐声都可谓绝妙之极。这两篇作品在意境、声情、色彩、内容上都远过前人，据说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赏识并广泛传诵，宣宗李忱曾写诗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篇长诗成就非同一般，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进一步说明了白居易诗深受百姓喜爱。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渐渐趋于缓和，不同的声音之间也不再剑拔弩张，人们已经能够抛开特定时期政治的影响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我们期待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趋于更全面、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