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古人，我们不能苛求。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诗作上的不足，并未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大诗人，已凭其大量的杰作，在诗坛上托起一个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诗作，对中国、特别是对他选择终老的洛阳来说，也不失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学遗产。伊水有幸，它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进入21世纪时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我曾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时候墓园荒芜，记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块刻着《醉吟先生传》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后，特意重访白墓。墓地已扩大成占地40多亩的“白园”，和龙门石窟隔伊水遥遥相对，构成一幅意涵丰厚的文化风景。在白园，我留意到两处景点。一处是“乐天堂”。堂门两边一副对联，左为：“西湖筑白堤，龙门开八滩，倡乐府，诗讽谕，志在兼济天下。”右为：“履道凿园池，香山卧石楼，援丝竹，赋青山，乐于独善其身。”把诗人“中隐”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都照应到了，而堂内的那尊诗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两种情态：身处园池，目接山水，一副闲散氛围;而一手扶地，表情肃穆，又透出忧国忧民之情。而在南北两道诗廊中陈列的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所书碑刻，则多为诗人忧国忧民如《卖炭翁》、《杜陵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一些名诗佳句。以白居易的诗眼，历史的评价、历史的选择应该是他生前可以预料的，可他自己所作的选择，我们只能抱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