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选择到洛阳“中隐”，应该说是他的幸运。那么，题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讲呢？

　　白居易自太和3年春来到洛阳，到唐武宗会昌6年(公元846年)秋去世，在洛阳居住了18个年头。其间除在河南府尹(驻洛阳)任上当了约两年半的行政长官，其它时间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终日饮酒赋诗，以文会友，放情于山水之间。我们看他晚年所写的自传《醉吟先生传》，可以想见他那时期的生活常态：“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

　　他常去游览之地，便是洛阳城南伊水边上的龙门及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带。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极遁世思想，想来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这位曾经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的诗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门。这在他的《醉吟先生传》中也有剖露：“栖心释氏(释迦牟尼)，通学小、中、大乘法。”太和6年，他的至交、诗人元稹去世，他用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六七十万钱的笔润，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乃至临终之前，遗嘱“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后人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选择，将他葬于香山，并将其夫子自道、实为其晚年生活写照的《醉吟先生传》，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立于墓侧。

　　这位本来入世甚深，志在匡济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时体恤民情、政绩卓著的大诗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独善其身”了呢？

　　我们来看他在退隐洛阳后写的一首诗：“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事，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读这样的诗，我们自然会想到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不止是吐露一下心声而已，他把这颗恤民之心，吐在了贯穿龙门的伊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