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抵押合同的内容上分析，抵押合同不符合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

　　依照我国强制执行公证的相关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合同必须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债权人依据此类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必须是请求债务人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请求权。抵押合同是抵押人与抵押权人设立抵押权的协议，对于抵押人为第三人的情形，抵押人亦被称为物上担保人，在抵押权依法设定后，抵押权人与物上保证人的关系仅限于物权关系而没有债权关系。物上担保人对抵押权人负担的责任为物的责任，仅以其提供的抵押标的物为限对债务提供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不能对物上保证人的其他财产主张权利，只能就担保标的物求偿，也没有请求物上保证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权利，即使抵押权人变价抵押物不足以清偿其债权时也一样。即使对于债务人提供抵押的情形，抵押权人对抵押人所享有的债权也是基于主合同而非基于抵押合同。抵押权人所享有的仅是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的请求权，并非请求抵押人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抵押合同因不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不满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故此，银行在贷款业务中，可根据需要对贷款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公证，无须对抵押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公证。如果盲目对抵押合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不但增加了借款人和银行的人力财力等资源浪费，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三、贷款合同中对将来发生债权的约定

　　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有些费用是无法明确约定的，因为借款人是否违约，在贷款时是不确定的，因此例如律师费、追索费、调查费等等诸多因借款人违约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在进行强制执行公证文书时，可否提出，如何提出，也是关系到是否有必要进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问题。

　　就案例所述情况进行分析，如果因借款人违约而实际发生的律师费、追索费、调查费等，不能在申请执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时提出，而必须需要法院审理确认的，那么，银行在贷款时，对贷款合同进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公证，就显得多于而没有必要。毕竟相当多数的债权在实现时均会有追索费用发生，由此延伸，债权文书进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也就没有必要了。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法等力求达到高效、节约的立法原则和目的就背道而驰了。

　　但是，如果不经法院审理确定，则关于未来发生追索费用的项目、金额、标准又如何认定，这也是关系到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的问题。首先，公证机关无权认定。因为公证机关没有审判权利，无权就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债权文书确定费用的标准、金额等进行合法与否的评判，其更多的是强调公证程序上的办理。其次，法院立案部门也无权对此进行实质性认定，因为立案部门也只是对案件材料、手续等程序上的审查，对债权人追索费用等的标准和金额等无权进行实质审查和判定。

　　如此，那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在申请执行时，又如何进行操作呢?就目前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前提下，笔者认为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首先，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在与借款人签定合同中，应当明确债权范围或项目。例如在贷款合同中，因为贷款本金是确定的，利息、罚息也有约定的计算依据，这部分债权是属于能确定的。对于不能确定的将来发生的债权，可以考虑进行比例或公式约定，例如，律师费、调查费或追索费按照借款人未归还贷款本金的百分比予以约定，这样，在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和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所有债权均会有明确的计算依据和金额，利于法院计算和操作。

　　其次，如果在借款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将来发生债权的金额或具体计算方式，那么，债权人在申请执行证书时，债权人直接主张后来发生的费用，即使公证部门在申请执行证书予以了确认，则法院立案时不予认可，要求进行审理认定，也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否则，容易造成债权人利用权利，增加债权项目和金额，从而侵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债权人约定将来发生费用的计算方式和标准，也会促使债权人在申请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时候，将债权文书中的债权内容明确化和细化，这样，在申请执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时，就会减少争议，提高效率，从而也达到了强制执行债权文书公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