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复兴管理论文(3)
时间：2021-08-31为了保证《大学丛书》的质量，必须有一支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何炳松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仅举一例，为组稿等事宜，1934年6月27日深夜何炳松抵南京，次日一早即去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拜访两校校长罗家伦、陈裕光，面议有关《大学丛书》诸事。商定与罗、陈以丛书委员的资格联名具帖，在中央饭店宴请中、金两所大学的教授。下午，又为《四部丛刊》事过访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长谈两小时，并商借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作的《国榷》原稿。《国榷》是一部500多万字的编年体明史巨著，著述严谨，不少记载可补《明史》因避讳而造成的史实缺失，尤其详于清朝初起时的历史，如建州卫、奴儿干都司的设立，等等，史料价值极高。由于此书从未刊行，故商务拟影印出版。之后，他又赴国防建设委员会访张其昀，商谈改编新学制高中中国地理课本事。本来还打算去教育部和编译馆，由于天气炎热而改期。[12]一日之中，连办数事，足见效率之高。除了行政事务外，何炳松还审定了魏野畴翻译的美国俾耳德和巴格力合著的《美国史》，梁思成等翻译的英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均被列入《大学丛书》第一集出版。他所撰的《通史新义》经罗家伦审定后，也被列入丛书第一集；后来，他的《中古欧洲史》又被收入丛书。
《大学丛书》从1933年4月开始出版，到1937年7月约出300种，[13]见诸《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的，达369种。它很快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书目，被各高等院校普遍采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后方缺乏教材，商务印书馆驻重庆办事处（实际上的总管理处）决定翻印。由于没有纸型和先进设备，只能用石印机影印，为此特在成都开设印刷分厂，经过反复试验，才印出了清晰的图版。于是添置设备，“日夜三班印刷”。[14]
商务印书馆复业后，随着业务的日渐恢复，主办的刊物也先后复刊。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十几种杂志中，比较重要的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自复业当年先行恢复《东方杂志》、《英语周刊》等4种刊物后，1934年9月，《教育杂志》复刊，何炳松兼任主编，提出要达到4个目标：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为了办好杂志，他采取了向名家约稿、举办读书运动等措施。在何炳松的精心擘划下，《教育杂志》成为教育界的权威杂志。
由于8年的编辑工作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大大影响了学术研究，何炳松曾决定辞职以潜心学术。1932年5月始，他致函王云五辞职，竟至6上辞呈，还以不到馆上班表示去职的决心；并打算离开友朋众多的上海，携眷返回故乡金华，“专心做三四年翻译西籍的工作”，“绝不兼任他事，以免分心”，同时婉拒了在此前后广东、南京等地大学的聘约。[15]何炳松的辞职，使王云五颇感意外。其实，一年前何炳松就曾与胡适函商，打算离职而专事译书，并得到了胡适的赞同。此时编译所被取消，自己从主管编辑出版业务转为处理日常事务，难免有无所作为之感；另外，多年紧张工作造成的身心疲惫也需调节，他觉得离开的时机已到。不料王云五坚拒其请，甚至7次登门劝留，他终于拗不过情面，无奈之下，只得重违本意，“再进商务”。[16]
王云五为什么对何炳松特别礼遇呢？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原因在他与同人的关系不和谐，无法保持高效运转。何炳松的为人正好与他相反：谦和自律，待人宽厚，与编译所同人关系融洽，享有很高的威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王云五虽以铁腕著称，但往往过度，这样就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推行“科学管理法”的失败就是例子，而何炳松正好弥补了他的不足。与一位没有野心，好脾性，不计较，有能力，并深受同仁信赖与尊敬的实际管理者共事，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因此才有王云五仿效诸葛亮的三顾茅庐，屡加挽留。
何炳松虽然留下了，但毕竟出于勉强。他在致胡适的函中，对自己为友情而牺牲抱负深感遗憾，对一再食言深表歉疚，并再次表示心愿：“我很想有追随老友专心翻译的机会，将来果有自由的一天，还恳照常援手，不要以我的屡次食言为开玩笑。”[17]由于主管工作的变化，不但虚掷光阴，而且终觉不如以前顺手，因此，两年后当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请他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时，他再也不顾王云五的一再挽留以至恳切得“流涕”相劝，毅然离开工作了11年的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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