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是一位有能力、雄心勃勃的人。1930年2月，他接替年前逝世的鲍咸昌，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为了有所作为，他提出了接受任命的两个条件：实行总经理独断制，将原最高管理机构总务处降格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由馆方出资送他赴欧美各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同意了这些条件。于是，就任的次月，王云五就前往欧美9个国家，参观了40多家公司工厂及几十个研究所和各种团体，并咨询专家五六十人。9月回国后，他拟定了“科学管理法”，并向下属介绍考察感受和实行新管理法的设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王云五正式推行“科学管理法”，并改变商务的组织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改组总务处及改订有关章程；成立研究所并亲自兼任所长；取消编译所及下属各部，代之以编译评议会、总编译部、编译各组、各种编译委员会、各杂志社和事务部等6个部门；同时，公布“编译工作标准章程”。从12月18日他召集编译所各部负责人宣布改组的办法，到何炳松与具体人员谈话、予以落实，整个过程才花了短短的几天时间。这时的王云五，踌躇满志，急于一展宏图。[6]

　　由于“科学管理法”对编辑工作片面强调量化考核，与脑力劳动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而且每天要填写固定格式的工作情况表，不胜其烦；此外，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使大家很不适应，结果在编译所内遭到了强烈反对。从次年1月9日开始，短短数日之内，有人愤而辞职，有人罢工，有人则径回原部工作，馆务一片混乱。接着，新任命的编译评议会评议员纷纷辞职。编译所职工会除了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拒绝新颁布的“编译工作标准章程”，请求何炳松保持所长职权外，还召开上海各界人士招待会，宣言反对“科学管理法”，呼吁社会各界主持公道。同时，向上海市社会局控告王云五。王云五没有料到平时文质彬彬的编辑们会群起反对，一时不肯让步，于是陷入僵局。后来由于局势愈演愈烈，上海社会局不得不出面干预，主持调解劳资双方矛盾。在局面失控、生产几乎无法运转的情况下，王云五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于1月下旬同意“在编译所范围内维持原状”，[7]正式宣布撤回“标准章程”。编译所与商务印书馆的其他部门不同，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高学历、高知名度学者，以及某些领域的专家。因此，原先的工作制度是适合这些人的特点的，即按学科划定各人的工作范围，完成书稿等编辑任务后，个人的科研或写作有着比较充裕的时间。这种弹性工作制的效率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不是刻板的规章和严厉的惩罚。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符合编辑工作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王云五贸然改变一切，遭到反对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场劳资纠纷中，何炳松虽与王云五同为资方代表，但凭着与同事们的良好关系，在王云五与劳方之间转圜，成功地化解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重大危机。由于长期负责编译所实际工作，何炳松深知编辑工作的特点，内心未必赞成取消编译所的做法，但出于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个性，加上在这场风波中，同人们曾提出拥护自己继续当所长的口号，这就使他更要注意避嫌了，因此，对王云五的做法，他没有公开发表不同看法。

　　在王云五之前由张元济、高梦旦担任所长期间，总的气氛是和谐的，人们各尽其责，工作效率高又不乏创意，使商务印书馆在竞争中日渐壮大，甚至一枝独秀。当然，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上，也发生过劳资争端，但一般都能圆满解决。例如，1925年发生了领导的大罢工，高梦旦的女婿郑振铎是编译所3名职工代表之一，也是罢工执行中央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代表劳方与资方代表高梦旦等人谈判。由于高梦旦的开明和大度，最后化干戈为玉帛。复工的时候，还由高梦旦带领罢工者入厂，成为一段流传的佳话。[8]

　　[page_break]二

　　淞沪停战后，商务印书馆很快着手恢复馆务。此时工作量十分繁重，据王云五回忆，“以不及从前编译所十分之一的编审委员会同人担任其事（笔者按：指编辑工作）”[9]，而何炳松既是编审委员会编审员，又担任秘书处首席秘书及人事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很多日常事务，如接待各方人士和组织，出席馆内外各种会议，等等。例如，自1932年5月始，他与王康生一起多次代表商务印书馆出席由殷汝耕主持召开的接管战争中被日本侵占的闸北铁路以北区域预备会议，并为此准备了详细材料。次年1月，《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实录》出版，它记载了淞沪战争结束后，中日双方移交被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的经过情况，其中就有何炳松提供的材料。他还写了《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详细记载了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被毁始末和遭受的巨大损失。

　　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筹措，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复业。复业后，除了继续刊印因战争被中断的各种丛书及其他存稿外，还保留部分力量专门用于出版新书，并宣布每天出版1册新书；复刊《东方杂志》等4种定期刊物。接着规划了5项新计划：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印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小学教科书，连同教学法教本共300多册；编印《大学丛书》；编印《小学生文库》，共500册；编印《万有文库》未出之书；影印古书，包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宛委别藏》及其他善本古籍。这些计划，有的因故未能实现，如影印古书，而已做的之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出版《大学丛书》。

　　《大学丛书》是为大学编撰的教科书。为保证质量，与全国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合作，由各学术领域著名学者51人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除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何炳松、傅运森、郑振铎等人外，还聘请了蔡元培、胡适、王世杰、朱家骅、马寅初、任鸿隽、李四光、竺可桢、周仁、秉志、李书华、姜立夫、陈裕光、蒋梦麟、刘湛恩、黎照寰、罗家伦、翁之龙等人，其中部分人士为大学校长，约三分之一成员后来膺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应该说，阵容是十分强大的。1932年10月，公布了“《大学丛书》委员会条例”、“印行《大学丛书》条例”，“草拟大学校各学院必修的科目，再分别缓急先后，拟定于五年内编印第一期大学用书三百种”，[10]自次年起每年出版40册。规定凡是收入丛书的书籍必须经过《大学丛书》委员1人以上审定，商务以前出版的书只要符合条件也可纳入丛书。[11]其实，丛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原来就是大学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