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南宋还有一条关于“王荆公体”的材料不能不予以辨析。周煇《清波杂志·别志》卷三载：“秦会之忠献公自著文字，惟尚简古，自云效‘王荆公体’。《谢车驾幸第家人辈各拜恩数表》首云：‘注目帝车，方望云而盘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飞升。’中谢后云：‘妇子孙息，同荷优恩；官封服章，猎登常级。’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内，训子及孙。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国家之福。’《祐陵复土被命撰哀册文》首云：‘十年生别，万里丧归。’语简而意深类此。”在此，虽然秦桧所著的文字是典型的四六文，但他所学习的.“王荆公体”，依然指的是“集句体”。因为“集句”这一创作体式，不仅仅可以用到诗歌的创作中，也可以用在词与四六文的创作上，乃至出现了“四六集句”此类的称谓。就词而言，王安石和黄庭坚等人都写有“集句”词。而就宋代官场上通行的四六文而言，倘若作者不能做到词意的贯通与流畅，而徒知堆砌经史之语，也会贻人“集句”之目。宋陈鹄《耆旧续闻》卷五载：“四六用经史全语，必须词旨相贯，若徒积迭以为奇，乃如集句也。”北宋大观以后，由于朝廷庆贺等事有许多不循常规，负责起草贺表的官员颇难胜任，于是蔡京便以“集句”的体式来滥竽充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载：“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其中所谓“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正是典型的集句作法。可见，不仅仅诗词的创作可以用“集句”的方式来“游戏”，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也未尝不可以此来偷懒耍滑。当然，以此种方式创作四六而沾沾自喜的人也大有人在。沈作喆《寓简》卷五载：“前辈谓今古文章无不可作对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夫以没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对‘亿载万年为父为母’。予《试弘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唯圣时克。’此四六集句，其可以为戏笑。东坡表启乐语中，间有全句对，皆得于自然，游戏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谢对衣金带表云：‘谓臣有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其为越州，以擅放税降官谢表云：‘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敢虞晁氏之危。’”那么，上引秦桧的四六文，是否也是属于集句这一创作体式呢？笔者以为是的。比如，第一句中“帝车”，表面上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经史中语”，出自《晋书》卷十一《天文上》：“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望云”一词颇为费解，其实它是“望云霓”的缩写，而后者是孟子的一个相当有名的比喻，《孟子注疏》卷二下：“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盘辟”则是出自儒家经典的注疏，《论语注疏》卷十“足躩如也”句，包注曰：“足躩，盘辟貌。”“舐鼎以飞升”引用的是《前汉书》中淮南王刘安死后鸡犬升天的典故。“治外及内”则是自《周易·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中的古注，《厚斋易传》卷十二《易辑传八》载：“闾丘逢辰曰：‘二负刚明之材，于蛊之时，欲治远自近，治外自内，岂屑屑然以闺门为己任哉。干母之蛊，亦时焉而已。’”即使是看似口语的“生别”一词，其实也是渊源有自，《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下郦注曰：“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由此可见，上引秦桧的四六文创作，表面上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处处在堆砌“经史中”语，难得是这些经史之语居然与当下的情境融化无迹，如出己意，这正是集句这一创作体式的最高成就(全篇集别人的诗句，这是集句这一体式的最成熟的状态。除此之外，集句这一创作体式还包括集经史语、集字、集句四六、集句赋等等，见祝尚书《论宋人杂体诗》，《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确实可与王安石的集句名作《胡笳十八拍》媲美。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桧自称效“王荆公体”以及周煇对其“语简而意深类此”的评价了，后者的确是中肯之论。

　　最后，既然“荆公体”指的是“集句体”，是一种游戏之作，那么，为什么研究者往往将它视为王安石后期诗歌创作(主要是绝句)的艺术风格，并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崇呢？(按，就笔者管见，自沧浪以后直至清末，学人论王安石之诗时罕有提及“荆公体”者。最早将“荆公体”与王安石的诗歌艺术特色相联系的似乎是程千帆、吴新雷主编的《两宋文学史》，谓：“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此后莫砺锋《论王荆公体》一文从体裁、风格、语言等方面阐释“王荆公体”，将其视为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代表。)笔者以为，这恐怕主要是受了严羽《沧浪诗话》“大名”的迷惑，所以在解读严羽列出的“王荆公体”时便有意无意地有刻意抬高的倾向；再兼以潜意识里深受传统诗论的影响。比如，从陈师道、叶梦得等人开始，宋人便对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推崇备至，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谓“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所谓“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遂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许《彦周诗话》所谓“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谓“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等等。这样，在解读《沧浪诗话·诗体》中的“王荆公体”时，便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将“王荆公体”和严羽的小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联结在一起，从而做出了与诗体本身无涉的阐释。　　至于严羽在“荆公体”下的自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愚以为不一定是在解释荆公体，而只是借杨万里的诗表达对王安石诗歌的看法，即在严羽看来，王安石诗体中成就最高的绝句，亦与唐人差了一截。退一步讲，即使有新的材料确证严羽所说的“荆公体”就是指王安石晚年的诗体，也不影响本文对“荆公体”的历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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