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叙事民歌中的宗教文化初探论文(2)
时间：2021-08-31科尔沁叙事民歌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其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宗教人士虚伪、残忍、倾轧百姓的贪梦疯狂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少幽默、滑稽风格的喜剧性叙事民歌。形成科尔沁民歌喜剧性这一独特风格的歌曲内容大体都与讽刺喇嘛有关。民歌所塑造的形象大多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表现了喇嘛无视清规戒律，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所闹出的种种荒唐行径，听来给人一种轻松幽默、滑稽有趣的感觉。然而，科尔沁民歌在幽默滑稽的背后，却隐藏着民歌创作者对封建制度和宗教人士道貌岸然外表下的航脏灵魂的揭露。《北京喇嘛》中雍和宫的北京喇嘛贪恋女色，在去会旧情人九月时，刚好撞见旧日情人已经和有钱有势的.三爷相好，吃醋的北京喇嘛站在窗外踮起脚尖欲舔破窗户纸往里一探究竟，却出尽洋相：
有钱有财的三爷诺颜，和漂亮的九月尽情享乐。
快看那没钱的北京喇嘛，六月的狗般吐出舌头。
有权有势的三爷诺颜，和俊俏的九月谈笑风生。
没权没势的北京喇嘛，三九的鸡般抬起了脚。
歌曲《韩秀英》中的韩秀英聪颖美丽，远近闻名。韩秀英与同村木马青年舍扎布相爱，愿结为终身伴侣，但受父母之命，被迫嫁给了给王爷当莱庆的都格尔扎布。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科尔沁草原上这些从事孛额(萨满或萨满教)的人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以至于他能娶到远近闻名的美丽聪慧的韩秀英。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出当时孛额(萨满或萨满教)信仰者的数量,正是基于广泛的群众基础，莱庆才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科尔沁民歌中也有许多专门描写孛额，并且以孛额的名字命名的作品，如《渥都干杜莱》《包仙幻顿》等等。
民歌《扎那玛》描写了茹不斤喇嘛因蒙古贞姑娘扎那玛远嫁他乡后，相思成疾，魂不守舍闹出了许多笑话，然而在这“笑”的背后，却更多地隐藏着无奈和同情：
欲戴上僧帽，却把僧鞋套上。
欲背上水壶，却把饭勺背上。
欲披上袈裟，却把皮垫披上。
啊唏哒，茹不斤啊，欲拿起摇鼓，却把葫芦拿上。
又能奈何，真可怜。
欲从白度母念起，但念的是扎那玛。
围坐的众僧，却将它抛出经堂。
啊唏哒，茹不斤啊，执法大喇嘛，顺手就抽打。
能奈何，真可怜。
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在宗教禁欲主义的压制下这些喇嘛向往爱情，热烈追求爱情，体现了宗教与爱情永恒冲突的主题，表现了宗教对人性的扼杀。其次，我们从叙事民歌的形式中，也可以探寻到民歌与宗教的联系。蒙古族民歌构成节奏与韵律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重复或者说反复，这种程式化的形式，在民歌的口耳相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种是完全的重复，一种是有变化的重复，它们凝固为一种形式。尤其有变化的重复则更加程式化。它往往由一种固定句式中某些词语的有规则的替换而构成，这些语句一般形成一种排比关系。运用这样的手段，不仅加强了民歌对于事件过程的陈述，而且也深化了对于人物情感的表述。“程式是一个特定的单元，是特定的含义与词语的组合。它有相对固定的韵式和相对固定的形态,它由歌手群体所共享和传承,反复出现在演唱文本中”。而萨满神歌在吟唱时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断地重复同一句式。“科尔沁萨满神歌的结构特征表现为程式化，即萨满们以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反复演唱着对神灵的崇拜。……神歌语言，也有很多程式化套语，如呼号、召唤、祈求、祷告、许愿等，构成了神歌结构的程式化模式”。
在艺术的起源问题上，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曾提出过“巫术说”，这是西方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中最有影响、有势力的一种观点。这种理论是在直接研究原始艺术作品与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说法虽不能全面囊括艺术起源的全部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说法是艺术起源的原因之一。萨满教是蒙古族原始宗教，巴?苏和教授曾提出，科尔沁萨满文化传承形态有两种，其中之一就是科尔沁安代文化。他认为，安代“是蒙古族古老萨满文化的产物，起初，这种舞蹈的主要功用在于它的治病”〔1〕。这一观点更加印证了泰勒提出的“巫术说”。舞蹈与音乐又是如影随行的共同体。在祭祀天地、山水、祖先或者在驱魔治病的时候，主要借助具有固定程式的萨满神歌和与之相应的舞蹈动作来完成祭祀礼仪。科尔沁叙事民歌大多都以交代歌曲中所唱到的主人公生长的地方来开头，如，“要说那XXX的出生地，是那XXx(地方）。要说那XXX喝的水，是那XXX河的水”。如歌曲《阿拉塔》《阿拉坦仓》《乌尤其其格》《乌日娜》《乌仁塔娜》《娜布其公主》等作品中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头的。不仅如此，大多数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每一段歌词都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只是简单替换意义相似或相近的词汇，继而反复吟咏，渲染情绪，来达到抒情的目的。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语言具有某种隐秘的力量，所以他们在祭祀时常常反复使用大量相似的语句，强化自我的某种诉求，企图由此实现与神灵、祖先的沟通，最终实现心中所愿。萨满神歌可以说是蒙古族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作为萨满传统保留至今的科尔沁地区来说,科尔沁叙事民歌是当时科尔沁地区主要的艺术形式的萌芽，所以萨满神歌的这种高度程式化的特点无疑会影响到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艺术形式。
另外，科尔沁民歌与科尔沁萨满神歌在形式上的相互借鉴与演变，更能说明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天然联系。有的萨满神歌直接被科尔沁民歌借鉴吸收，如《苯布莱》《哲古尔、奈古尔》《渥都干杜莱》;有的则经过扬弃与改良逐渐演变为科尔沁民歌，如科尔沁萨满神歌《白海青》演变为科尔沁民歌《白海青与天鹅》，《博热》演变为科尔沁民歌《鸿嘎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科尔沁人尤为喜欢的科尔沁民歌《小龙哥哥》则来源于科尔沁孛额的祭祀仪式，它吸收了萨满神歌明快简洁的音乐风格，音乐与宗教在这里完美交融，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民歌竟来源于萨满神歌。 科尔沁民歌与蒙古族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印证了艺术与宗教之间有许多内在的同一性。两者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结伴同行，并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发展自我。
【科尔沁叙事民歌中的宗教文化初探论文】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