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妇科治法；医学史

　　治法是指临床辨明证候之后，在治疗原则的指导下，针对病证的病因病机所拟定的治疗方法，是临证运用成方和创制新方的依据，对选方用药具有指导作用。

1 妇科治法的奠基

　　治疗经验的积累是妇科治法形成的前提。在治法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治法的形成后于方剂。原始人在用动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便产生了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早期治疗；由于这种医疗活动由偶然逐渐过渡到自觉运用，人们对植物、动物和矿物治疗作用的认识不断扩展。大约在商周时期，相对单味生药来说，更加安全有效的复方“汤液”已然走进先民的生活。现存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估计载方数量原在300个以上，由于缣帛残缺，字迹毁损，今存283首。仅依所存内容统计，涉药247种，涉病103个，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据此足以说明，此时方药知识已颇丰富。但客观审视，它只是西汉以前先民医药经验的一种记载，因为书中不仅没有方名，组方也显得稚朴，更不见治法内容。

　　从现存文献来看，治则、治法之研究，始于《内经》。《内经》不但提出了适用于指导治疗各种疾病的总则，诸如“治病必求于本”、“无盛盛，无虚虚”、“无致邪，无失正”；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病机的原则性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不过，作为一部中医基本理论专著，该书较少也不可能针对各种具体病证提出具体治法。即便是在《素问·腹中论》中谈到治疗妇女血枯经闭，虽完整地叙述了“四乌贼骨一藘茹丸”的药物组成、合药方法及服法，亦不曾言及治法。

　　真正融理法方药于一体，体现出因证立法、以法系方精神的著作，首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且不说《金匮要略》中的“下瘀血汤”、“温经汤”、“小建中汤”，其方名本身已暗寓治法；在其治疗妇产科疾病的有关原文里，于方证前后明示治法者亦屡见不鲜。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妊娠）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1]67。“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当以附子汤温其藏。”[1]67《妇人产后病脉证治》云：“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1]71《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1]76书中对瘀阻胞宫之“胎漏”，主张以桂枝茯苓丸“下其癥”；对阴寒内盛之妊娠腹痛，提出“当以附子汤温其脏”；对实质属于妇女癃闭的“转胞”，提出用肾气丸“利小便”，分别开启了后世医家确立“化瘀消癥”、“暖宫散寒”、“温肾化气行水”等治法的思路。因此，我们认为，在妇产科治法发展史上，该书洵为奠基之作。

　　自晋至唐，内容关乎经带胎产各个方面的医著日丰。这一阶段的著作基本因袭了仲景模式，即：治则、治法多在病因病机的探讨或方证甚至方名中体现。如，《小品方》用治妊娠腰腹痛之“安胎止痛汤”，系以方名体现“安胎止痛”之法；治妊娠恶阻，主张“宜服半夏茯苓汤，数剂后，将茯苓丸”，指出“淡水（痰水）消除，便欲食也”，实则通过方中半夏、茯苓等主要药物能令“淡水消除”的功用特点，暗示“化痰健胃”的治疗大法。孙思邈于《千金翼方·妇人篇》推介“羊肉生地黄汤”为“主产后三日，补中理藏，强气力，消化血方”[2]，显又昭示出治疗产后病的一个通法：补虚化瘀。考察此阶段医家治疗同一病种的方药不难发现，其治法确已相当繁富。即以治疗妊娠恶阻为例，不但有上述《小品方》半夏茯苓汤与茯苓丸合用所体现的化痰健胃，降逆止呕法；而且有《集验》青竹茹橘皮生姜茯苓汤所体现的清热化痰，降逆止呕法；有橘皮竹茹人参白术生姜厚朴汤所体现的健脾益气，降逆止呕法和《古今录验》柴胡汤所体现的散风疏肝，温中止呕法。以治疗崩漏而言，仅从《小品方》的所载七方中，就可以大致总结出4种治法：活血化瘀法（单味芎藭汤）、收涩止血法（炭类及煅动物骨壳）、清热凉血法（生蓟根汁、生地黄汁）、益气养血法（由大枣、阿胶、黄芪、甘草组成的大枣汤）。用以对付较为复杂病情的通用方，往往更是一方而兼众法。如《千金方》之小牛角鳃散就集清热凉血、温肾壮阳、养血益阴、收敛止血等法于一体。

2 妇科治法的发展

　　宋代妇产科疾病治疗学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此期出现了针对病因病机而提出来的各种治疗法则，包括妇女各个特殊生理时期的总治则，以及妇产科临床多种疾病及其各类证候的具体治法。这种治则治法的提出，标志着中医妇产科疾病治疗学从经验积累走向了理论总结[3]。此期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治法一般以病因病机理论作为基础，且多于总论中明确提出；具体方药则另置于方证各论中。如，《胎产大通论》对月经不调者首先提出：先期而行者，血热故也，法当清之；过期而行者，血寒故也，法当温之。《女科百问》：“或因风冷堕胎者，血冷相搏，气虚逆上，则血结不出，抢上攻心，则烦闷，亦多致死。当温经逐寒，其血自行也[4]”。《妇人大全良方》：“此一卷论中风……今之治法，先宜顺气，然后治风，万不失一”。散布于宋代医著中的妇产科治法还有许多，不仅有对前代医家所创治法进行忠实继承者，更有突破前人理论桎梏，提出不同治疗观点的创新一派。如，关于产后调治，前人基于产时血水俱下的直观认识，大多强调“血气皆损，故阴阳俱虚”（《诸病源候论》），孙思邈为此主张：“产后虚羸，唯得将补。”宋代医家如陈自明、陈无择、杨士瀛等，则意识到败血为患的危害，反对补之太早，力倡祛瘀。《妇人大全良方》云：“疗产后气血俱虚，慎无大补，恐增客热，别致他病，常令恶露快利为佳。”[5]81

　　金元时代，随着刘、李、张、朱四大医家具有独特见解的学术理论体系形成，妇产科治法亦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刘完素率先提出应视妇女生理阶段特点而分别从肾、肝、脾论治的看法：“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5]495张子和本着人身气血“贵流不贵滞”的观点，主张攻邪不分性别：“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可吐则吐，可下则下，岂问男女乎？”[6]但虑及女性生理特点，多采取先攻后补的步骤。如，治疗妇人月事沉滞不行，他首先以桃仁承气汤加当归下之，继则投服四物汤调补。李东垣于崩漏、带下病不但有论，而且有法有方。如，他认为暴崩属火，久崩则化为寒。前者当除湿祛热，益气升阳，方用升阳除湿汤、凉血地黄汤；后者“宜大补脾胃而升举血气”[7]，方用益胃升阳汤、升阳举经汤。其在“补其中，升其阳”治法思想指导下创制的补中益气汤，更成为后世妇产科临床治疗气虚不摄、气虚下陷等病证的名方。朱丹溪在带下、不孕、闭经、月经不调诸病的治疗中，倡导燥湿化痰，行滞开闭；对妊娠安胎，主张“产前当清热养血”等，皆为妇科奇难病证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无一不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