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随”之研究展开需关注的基本问题

　　以上对“随”之本土心理蕴涵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总体性探究。而问题是，只有进行更进一步的细究与深研才不至于让后来者迷惑，这就需要厘清以下问题。

　　1.“随”到底是取“遗传”解?还是兼含“家庭影响”之义

　　在西方，“行为遗传学家们开玩笑说，只生一个孩子的人是环境论者;生一个以上孩子的人是遗传论者”。在今日中国，自然也会有类似的现象与问题。这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在此类汉语语境中“随”到底应仅仅被释为“遗传”，还是应兼括“家庭影响”之义?二者如何细分?这是“随”之研究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关键点。对此本文依然采取前文的观点，取其“遗传”解，对于后者采取悬置的态度。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在本人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就此问题向合宜的民众展开调查。通过调查来反映民众自身的理解，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仅仅止于揭示并传递他们的真实想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做“研究”。不能因为我们是“研究者”，就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们下结论，用我们的逻辑推论代替他们的生活见解。我们所应达致的是与民众的视域融合。

　　本文的观点是：“ 随”是否含括“ 家庭影响”之义?可立一反例，若是此一反例能被驳倒或被破解，则亦可含括“家庭影响”之义。此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判决性实验”。也即：如何理解同一家庭中的不同子女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而此种差异的相似性又可以在其上代或上两代直系血亲之中找到?

　　之所以立此反例，是因为多数人会认为在同一家庭中不同子女的成长环境是基本相同的，受到的父母影响也是大体相当的。但我们更需注意到的是，虽然每个人的具体经历会有差异，也即非共享环境并不相同，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不同)子女分随不同亲代所致的差异。因此，必须确保的是：无论“随”是取“遗传”解，还是兼含“家庭影响”之义，最终都要保证这个问题是在心理学的论域范围内，保证涉及与探讨的应是心理学问题。

　　2. 从“随谁的姓”到“随谁”

　　“ 随”本身原为一生物性现象，但它却是经由“生物性”而体现出来的“社会性”。这也印证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在中国文化中，“生物性”与“社会性”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家庭多实行“单系偏重”，“我们对父亲方面的亲属记认得很广很远，而对于母亲方面的亲属则很多就不认账了”。父系姓氏的继嗣传承是父姓制社会“家庭制度”的一种总体性规定，而父系宗族传承下去的一个保障就是子女“应随”父系之“姓氏”。

　　“随谁的姓”纯然为一“社会性”问题，属于一种礼俗规定与社会共识。在中国俗民语境中，“随谁”的语用方式很可能正是从“随谁的姓”转化而来。但在性质上二者却截然相分：“随谁的姓”表征的纯然为“社会”属性，是人的社会性表征，可因社会性的因素而发生改变;而“随谁”的问题则首先是一种生物性之实然，是一种生物性基质的定然倾向，表征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每一个体，自其出生之日起，其所“随”的特质就是“既定”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延展，个体所随的特质及与“所随对象”的相似关联才慢慢呈现。作为一种实然，“随谁”不会像“随谁的姓”那样可因社会性因素而加以改变。“随谁”与父姓制是无关的，与个体的家庭结构亦无关联。这是因为个体所显现出来的“随”，其关联对象可以是其母亲，而不是父亲;可以是其姥姥、姥爷、舅舅、姨妈，而不是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当然，更多的情况是个体既随其父也随其母，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兼有其家人甚或其本身都无法分清的“到底随谁”的“混成”的特质。最最重要的是，“随谁”是一种经由生物性而显现出来的心理性与社会性，是基于生物性而混杂着的心理性与社会性。

　　3.“ 随”之于“ 基因与人格关系”研究的可能价值

　　“基因”与“人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格心理学与行为遗传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基因”与“人格”关系研究的困难性在于，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环境、文化及个体经历等因素。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人格”不仅受基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环境、文化、经历的作用，而问题在于无论是基因、人格，还是环境、文化、经历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难观察性。目前，关于“基因”与“人格”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法体系。其中一种是心理学所采用的双生子和收养法，也被称之为数量遗传学技术。另一种则是生物学、医学中采用的分子遗传学技术。其中，前一路径一直是心理学人格研究的经典方法，并兼具科学取向与人文色彩;缺点是易被生物遗传学者诟病为不够细致与精确。后一路径作为纯粹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其优点显而易见，近年来更是进一步验证了影响人性和人格的个别基因，有力地促进了研究的进展。但分子遗传学研究也存在其固有的困境与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由于研究费用巨大，研究样本一般数量较小。不仅研究工作繁琐，而且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也值得商榷。第二，由于基因的复杂性，很难发现某种人格特质由某单一基因决定的研究结果。第三，研究方法及样本构成等差异所致的变异可能远超过基因的影响，使得相同的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甚或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归纳来说，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方式可以称之为“纯粹科学”的客观研究，是在分子层面展开的“科学研究”，其研究的困境与局限也是科学主义范式本身所固有的。而对于民众“随”之观念的调查研究，显然不同于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路向，与传统心理学的双生子法、收养法也有一定区别。“随”作为“遗传”偶然性所致的同一家庭血亲在智力、能力、品质及人格子维度等方面的代际相似性，体现的是俗民的常识理解。不同于分子遗传学的纯客观探究方式，民众的“随”之观念研究所应采取的是主观调研的方式，具有面向民众心理理解的本真特性。作为兼具社会性、人文性的研究取向，它本身采取的.是对“基因”与“人格”关系研究的外围路线。透过民众原生的、直观的心理理解，这种研究或可得出新的学术理解，对于“基因”与“人格”的关系研究亦或有新的启示。至于通过这一外围路线具体能为“基因”与“人格”关系研究提供怎样的借鉴，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