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共识逻辑上的缺点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它对启蒙的性质持有一种简单的观点，认为社 会科学可以对普通个人进行启蒙。这个模式(关于启蒙的传统观点就是基于它之上的)还出自 与自然科学的直接比较。通过向我们展示许多我们先前获得的关于世界的信念都是虚假的， 自然科学因此被认为导致了启蒙。社会科学中的启蒙便等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

　　一旦我们考虑到类型1和类型2的概括之间的种种差异时，上述观点的错误便很清楚了。只 要行为的发生是运用行动者能认知的常规的有规律的结果，其所具有的逻辑意义就是：行为 是不可能基于虚假信念的。这就丝毫不奇怪社会科学家对人们行动的重新描述何以是令人乏 味的。这样的描述只是对该文化环境以外的人才是信息，被观察到的行动在此环境中发生着 ，显然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是不相干的。

　　社会科学的人种志研究当然是重要的。我们全都生活在独特的文化中，它不同于分布在世 界各处的其他文化，也不同于经过历史分析复原的那些文化。此外社会科学还可表现——或 者说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常人行动者在其行为中以非话语的方式使用的共同知识(mutual knowledge)的方方面面。“共同知识”一词涵盖了各种各样使社会活动有意义的实践技能。 戈夫曼也许比任何别的作者都更清晰地说明了共同知识的细节是如何复杂、微妙、却又被管 理得如何例行化。这里的情况与语言学极其相似。语言学旨在了解：为了能说无论怎样的语 言，语言的使用者知道什么以及必须知道什么。然而，为了能说一种语言，我们所了解的大 部分知识都是非话语形式的，语言学告诉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但是这种形式是一种不同于 表达这类知识的平常方式的话语形式。

　　对于这些可能的启蒙形式我们还得加上无意后果的影响。行动者总是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 根据某些描述或可能的描述)，但他们行动的`结果往往会偏离他们的意图。这里我们将发现 有趣的问题与令人困惑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

　　自然主义版的社会科学的说服力恰恰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之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过 程 并非任何投身的参与者所期望的。在自然主义看来，正是社会制度外在于个别行动者的目的 ，使人得以了解社会科学所要达致的任务。

　　由于无意后果无处不在，意味着我们必须捍卫由“主流学者”发展的社会科学而反对更多 诉诸“解释的”(社会科学)观点。但是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不能切中问题实质。对自然主义 社会学家来说，社会过程的非意图性质支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生活是由行动者所浑然不知的 力量支配的。然而，主张社会生活或制度的某些方面并非那些参与者的意图是一回事;而认 为个体行动者被多少决定其行动过程的“社会原因”所驱使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确评价 行动的无意后果，远不是强化上面的结论，而是要引起我们重视熟练处理人类行为的有目的 的性质的重要性。所谓的非意图的性质甚至都无法刻画，除非我们清楚意图之性质为何;我 愿争辩，这实际已经设想了一种关于行动者理性的解释。

　　有关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的作用，可以提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我们会感兴趣为 什么某一特定事件发生了，尽管事实是没有人想要它发生。历史学家因此可以追问，一战为 什么会爆发?虽然当时的交战国没有一个能想到其行动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这类向来让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家们着迷的问题却是关系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问题。或者说， 他 们试图证明社会制度具有超越个人所参与的特定互动情境的性质。在这里功能主义和自然主 义的结合有其特殊的功用。因为功能解释的要点通常是证明使社会制度存在和持续的种种理 由，这与行动者为他们如何行动所持的那些理由大为不同。

　　部分的是对功能主义修正地批评和考查的结果，有一点已经变得显然，即对制度再生产的 论 证已不能再诉诸于各种社会需要，除非是以“好象”(asif)之类的非真实条件句式陈述的理 由。一种完全值得赞赏并通常是必然的提问是，为了维持一堆现有的社会制度，必须满足怎 样的条件。而这类问题是设想对社会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它本身不提供也不会自行给出关 于各种再生产机制的解释。所有巨大规模的社会再生产都是在“混合的意图”下发生的。换 言之，社会制度的持续存在乃是行动之有意和无意结果的混合作用。对混合方面必须加以仔 细地分析，它们也是历史地发生和变化的。

　　各种社会再生产的情形构成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可将受到高度监控系统再生产的情况与 那些包含一种对无意后果反馈的情况区分开来。对系统再生产状况的监控无疑是一种现代现 象 ，它与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各种现代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针对以“x的功能是……”这样形式的命题对社会再生产所做的解释，可以提出双重反驳： 第一，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样一个命题没有解释价值，用于说明社会行动时，只有以非 真实条件的句式，该命题才有因果上的可理解性;第二，该命题的目的性概念含义不清。在 系统再生产受到高度监控的情况下，(行动者的)目的与社会制度的持续之间的联系是直接和 深入的。而在一种非意图的反馈发生作用的地方，再生产过程的机制则全然不同。辨别这些 差异是基本要求。

　　这些思考虽然复杂，但对分析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却有重要的意义。主流社会科学——惯 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我指常识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 产的条件。考虑到他们的自然主义观点，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 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 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世界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有其深远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孟德斯鸠，并为孔德、涂尔干和所有自然主义版的马克思 主义所强调。

　　假如前面的论点是有效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在象这些学者发挥的这种 观点的形式上是如此。社会科学的确也包含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 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 。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 理论概括。今日的自然科学，正如已经在新近的科学哲学中所澄清的那样，也是关涉解释学 的。科学是一种解释的努力，各种理论在此努力中建构意义的框架。但与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 界 ，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 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正是在此 意义上的，如温奇所说，技术的社会科学概念逻辑上与日常世界的概念相联系。要写出有关 人类行动的真实叙述，须设想社会学的观察者已经获得行动者据以指导其行动的共同知识。 要能够描述行动者在任何既定的行动脉络中的所作所为，条件是能够在该生活形态中“过日 子”。　　温奇所完全未曾考虑的是，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 入这个世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则完全与“它们的”世界隔离：自然的客体世界。与自 然科学成就所显现的丰富创新性相比，这种吸纳过程有助于说明社会科学发现的明显的平庸 性。

　　社会科学的平庸性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从业者忧虑的一个主要来源。为什么社会科学产生不 了类似自然科学发现那样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发现?如果这类发现不存在，我们似乎也就不能 发明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之基础的各种社会技术。不过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自现代 伊始，社会科学就对社会世界具有并继续具有一种深广的实践影响力。事实上可以认为社会 科学对社会世界的改变效果实在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对于“它们的”世界的变化之功效。但社 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 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入社会活动中，它 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它们的原创性在丧失，即便最初它们在被建 构时如同自然科学中的任何新发明那样新颖无比。

　　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与15和16世纪的政治理论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学 者的著作中诞生了政治学的新话语，内容包括主权概念和政治学概念本身。正统社会科学家 或许会设想这些理论家只是在描述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当然是在描述这样的变 化，但并不仅仅是描述。政治科学话语的创新有助于建构如今的现代国家。思想家们并非仅 仅描述一个被独立给予的世界。若没有主权概念，现代国家就是不可思议的。进而，主权概 念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今全都掌握自如的概念。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使用护照从一国旅 行 至另一国，我们就在表明对主权概念、公民概念和此范围内的相关概念的某种实践的把握。 不存在对一个被独立给予的国家制度的世界的单纯描述，这些描述参与建构了那些制度。

　　经济学新话语提供了第二个例子。人们可以设想早先的经济学家只是描述发生在19世纪社 会的一系列变化。他们当然在描述变化，但他们也在做更多的事。经济学话语也建构性地进 入如今的工业社会中。如果日常行动者不能掌握诸如投资、风险、成本甚至经济学概念的话 ，工业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样，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不会局限为一种专 业 的话语。社会科学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并非是中立的，如同一种技术改造的工具那样;批判也 不能限定于仅仅针对虚假的常人信念。双重解释的含义是，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对社会变化的 结果怀有警醒意识，因为正是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对他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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