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注重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不注重教育与科学的联系。

　　长期来我们对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关注较多，研究得也较深入，但对教育与科学的联系则关注、研究得很少。科学早已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相对独立的三大活动领域之一，并逐步成为影响、改造教育的主要力量。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更直接得力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为大学的科学教育注人新鲜的血液和生动的活力，不断赋予它最新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实际上也在对科学人才的培养不断地提出变化着的新要求。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建设者，实质上就是培养科学人才。这些人才是通过科学技术活动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正如前述两位物理学家指出的那样，所培养的人才质量，首先应从其具备的科学素质特别是创造素质来衡量。尤其是在世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到来之际，科学创造素质不仅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竞争的关键，更是人才质量竞争的关键。从这样的发展内涵来说，高等教育与科学的联系比之与社会经济的联系要更为直接紧密。研究教育教学规律本不应忽略与科学的联系，规律就是事物发展中本质性的必然联系，我们的一个很大不足就是在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与科学的本质性必然联系的把握上缺乏悟性。我们总说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讲“适应性”、“应用型”，却很少想科学发展更需要什么性质的人才，那就不单是“适应”现状、“应用”知识的问题了。过份地强调或片面理解“适应”、“应用”，即使从经济发展需求上看也算不得是长远的战略眼光。我们的教学在人才培养上的弊端，正如前述，即把知识本身看得太重。科学的本质是探索创造，它的发展依据于不断

　　增长的新知识，不断涌现的新发现新发明，从根本上说社会经济正是借此展翅腾飞的。香港回归之日，一位香港企业家展望中国的发展时，曾说：我们手中有钱，不管谁有什么好的成果、技术，我们可以择优去买；但中国还是要有自己的科学和人才才行。

　　所以，站得更高些，我们需要的科学人才不仅是内向性的“适应”，更需要能外向型的“进取”，不仅足知识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创新”。大学教育仅仅满足于目前这种只求学生掌握人类已知的科学知识，还没有深入到科学的本质。科学并不是已知科学知识在量上的积累。当今所说的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实际上仍仅限于已知科学知识的传授、灌输；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的科学教育必须深入到科学的创造本质这一层次上去培养人才，这才是教育与科学的本质性联系所要求的。关于如何把握好高等教育与科学和社会的联系，19世纪法德(普)高教改革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19世纪初期，法国高教改革就是出于适应当时工业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强调指出当时的专门化科学知识的应用，虽有严格的教学体制，但却缺乏科研精神和能力的培养。50年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据科学家巴斯德的分析．其原因在于半个世纪里与德国相比，法国高等教育忽略了智力培养，特别是科学智力的培养(参见《比较教育研究》，1996年6期，“近代德法高等教育改革及比较”)。近代历史的整体经验无疑地告诉我们，对高等教育在发展科学和适应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必须要有全面的战略性考虑。

教改的必由之路--把思维教学定为教改方向

　　如果上述诸方面原因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将思维教学定为大学教学改革的方向，它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内容：致力科学知识向科学思维的转化；促进不同思维形式和方法的渗透结合；培养以思维为核心的科学创造力。教育中，智育的“智”本意就是聪明、智慧，应是一种使受教育者聪明智慧起来的教育，我们本不应只把它当作是“知育”。聪明智慧，就是思维活跃、敏捷、勇于开拓，就是善于动脑筋，能够超乎常规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实际上，传统教育教学理论虽然强调了教学首要目的是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发展智力，但它也承认了智力是以思维为核心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要发展智力，传播知识的过程就应该是以思维能力(同时还不仅是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为首要目的才对。因此我们不妨把它们倒过来试试，教学以思维为首要目的，而将知识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主要手段。以知识为目的，还是以思维为目的，教法显然是不同的。当然，

　　笔者在此仅是提出了这种设想、这种建议，但思维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关健性，不仅外国科学家，而且我国科学家也早有人提出过。高土其说．“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要培养一个人成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思维，在于科学的思维”；“应该把科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告诉广大的青少年们”。因为单纯地进行知识与技术的灌输，“只能造成头脑旧化、缺乏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一代人”。钱学森也说，“教育工作的最终机理在于人脑的思维过程”，“教育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即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参见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科学家的话，确实深感我们应该多多重视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话代表着科学对教育的期望。

　　攻坚有“难度”，但应知难而进。当然应该承认这样做是“最难”的，主要原因是现时脑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还不足以成为教育科学的最新的基础理论，但教育并非就只能等待。一方面脑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对教育毕竟已具重要价值．教育可与它们联手攻关；另一方面教育可用自己的方法作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要说难，首要的一关恐怕还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光明日报》曾有篇谈培养创造力的文章，说有次高考，一名学生用

　　非常简练的步骤出色地解答了一道有相当难度的化学题，但因为与标准答案的程序不符，竟被扣掉了7分。这件事反映出我们头脑中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集中地说明了上述三个问题的存在。创造性思维可能有其某种天赋的成份，但我们不是也承认可以靠后天的培养吗？然而当出现这样有天赋的学生时，我们往往不是感到欣喜，却常常要去扼制他，足见我们原本就缺乏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强烈自觉和意识。

　　选拔人才的高考尚且如此，日常教学更不用说了。这个例子反映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改革重心不应仅在“量”上“改”，而应在“质”上“革”。但目前的做法是，知识不够就“拓宽知识面”，专业太窄就“定个大方向”，不适应需要就“多开选修课，”等等，等等。但教学思想观念、方法仍是照旧，终不在质上求变化。质上的变化就意味着对规律的新探索，对旧传统的大突破，而没有传统观念的转变是不行的。

　　观念不仅要转变，而且要坚定彻底地转变。当然，当知识的教学在内容和教法上发生质的变化时，可能会影响甚至丢掉传统教学的某些优点和长处。依传统观念的说法，这一般称之为“质量滑坡”，但这并不可怕，因为也会引出新观念下的新质量。要有新的产出，必须减免旧的产出。时代的需要重于一切，所有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21世纪是个迫切需要创造力的世纪。1995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说，“现在唯一能使一个国家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几个有利条件是独创性、发明创造能力、想象力和真正的创业精神”；“要想达到世界级的收入水平，亚洲必须出现由质量推动的经济增长……没有大量的发明创造，这种前景是实现不了的”。文章作者似乎不太相信亚洲人有多少发明创造的头脑，所以文章的题目叫“21世纪不会是亚洲世纪”。且不说这个结论是否过早，也不必去计较21世纪会不会是亚洲世纪，但这段话所讲的道理是中肯的，符合新技术革命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怎么办？唯有不惜代价地大胆突破传统，着力培养自己的创造性人才。恰如美国联邦人力资源和高级人才培养会主持人沃尔夫说自己的国家那样，“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除去发明发现和利用最好的大脑外，别无选择的余地。”

　　最后，想用一位现代企业家的话作个归结，湖北宜化集团总经理曾说，他的企业引进了全国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带来了丰富的知识和信息，这有助于“我把思维变成生产力”。“把思维变成生产力”，这是个极有创意的新观念，表述了科学、经济、教育之间以思维为本质而必然联系的新思想，也是对人才，特别是自然科学人才的科学素质提出的根本要求。肩负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科学人才重任的大学的科学教育，确实需要对此深思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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