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上面这些原因，我在学校里专修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打定了主意，我要拿它作为我将来的职业与事业，因为这与我的“经国济民”的抱负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就带了这一大套完整而高深的理论以及与这相适应的生活作风与习惯回到了中国。不但是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以为从此以后我那酝酿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大换负，可以到伸展的阶段了。在归国的旅途中，我仔细的安排了我回国的计划-贯彻我那人生观到实践中去的计划，亦是我这一生前途的计划。首先，我打算在大学里教点书，这表示我不是一个起码，过全的人而是有一套的。可是我又决不愿终身做个教书匠，因为这会埋没了我的抱负。另外我把律师业务作为我的工作重点，因为这一职业是可退可进的，可退的是假使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内战还在继续中，那么我可以“洁身自好”而等待时机。但是内战总是要有结束的，不管怎样结束，（但我从未估计到是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中国反正是应该实行民主xx的。

　　所以，我这律师决不是做一个“讼棍”之流，专门打钱债官司的，而是像美国那样完全政治气味的律师。譬如我所崇拜的罗斯福以及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契生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事业活动都是从律师竞选国会议员而展开的，当然我亦应该这样做。事实上，早在我那人生观成熟的时候，自己就已想到要实现这种大事业，非站在最上层政治社会上去不可！国会议员，就是我所指的那种上层社会。我要争取到这样一个位置，站在议坛上，我可以滔滔雄辩，拿我那一套“经国济民”的大道理变成无数的法案，经过这种长久的努力，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我亦估计到我自己回国后的经济问题；可是我从不曾为这一问题而担忧过，我晓得，通过我哥哥的关系-他继承并扩大了我父亲的事业-就可以支持我做一个“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的。譬如我可以做他们名义上的法律顾问，我所谓他们，就是指与我哥哥有关系的这些有钱人。在这种理想的计划下，我登了陆，到了上海。

　　可是历史的发展对我那一伟大的人生观以及在旅途中所安排好了的实践的计划真是一个大讽刺。就在我归国不久，淮海大战发生了，这一战局的结果决定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命运，亦使我那有具体内容的人生观破了产！没有话可以形容当时我的沉重心情。我采取的态度是二三个月来完全闭门读书-整理过去读“国际公法”的笔记，当时这种“与世隔绝”的态度充分表示了自己的失望、空虚，彷徨与痛苦，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呢？历史要对我开这样大的玩笑！为什么我过去从未曾估计到中国的命运会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呢？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我那生观的实现是与蒋介石政权的存在，美国的存在分不开的，没有了他们，我的“中间路线”，我的实践计划就都垮台了。

　　对的，我对中国现实的社会太缺少认识了，像中国这种国家只能由共产党这种“强权政治”来统治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隔靴搔痒的，问题是以后我应该做什么呢？教授律师都是为了自己达到上层政治社会的手段-竞选议员席的手段，现在目的已不存在，手段自然用不着了。当时曾估计过的出路是第一，气愤下再到美国去，我的护照还没有到期，我身边的美金足够我到香港转美国的盘川。通过我先生的关系，移民局的问题都不至成为严重的事情，并且可以找一个起码的工作。可是我是中国人，我生在这块土地上，我要死在这块土地上，我记得波兰那个大音乐家肖邦在离开家乡时拾起一撮泥土放在衣袋里时那种黑暗伤的神情，我想起了我是黄种人，想起了有色人种受白色的“绅士”们歧视的神情，我想起了我在愉快的工作时要被人骂“白华”的神情，我又却步了。第二个出路的考虑是通过我哥哥的关系转业到工商企业方面去，从此不过问政治了！（事实上，我回国后，就依靠我哥哥公司里的顾问职务，作为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可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响亮的告诉我民族资产阶级将来亦是要被改造的。

　　我还年轻，十年，二十年，刚是我事业有成就的时候，自己花了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却反过来被人改造，而且谁能保证以后私人企业的前途是什么呢？要我花那一生的精力去做没有希望的事，我是不愿干的。那么到底做什么好呢？在这一段时期中，自己真是到了痛苦的深渊了。

　　多少年来，自己有了希望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的强烈欲望，自己愿意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而贡献，因此打定了要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而在过去的生活中，一步步的做完这种准备工作，我从没有浪费我过去这一段过，但是当我要贡献出这一切来的时候，天翻地覆的变了，变得是这样的快，这样彻底。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中国已开始强大起来了，可是它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强大起来的方式，它的强大中没有我努力的成分。而且它强大起来了，连我的人生观都动摇了，我怎么能甘心永久放弃自己的抱负呢？好吧！到共产党下面去做事吧！

　　承认“既成事实”，亦许在共产党下面到能伸展我那伟大的抱负，紧接着的考虑是：

　　第一，生活水平要不堪想像地降低了。假使说做一个中国现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十年二十年才被改造，那么这十年二十年总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何必现在就去做任务子先去吃苦呢！

　　第二，我回国的几个月里面亦认识了“美授”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这与我过去在“纽约时报”上所看到的是如何两样，但是一定要我承认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总觉得有亏良心的。（在当时，我是拿美国人民的美国与美国资产阶级的美国不分开来看的。）

　　第三，我自认自己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一想到共产党的“铁的纪律”，我就马上想起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的集权制度，尤其听说共产党是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的，“这句话是胡适说的那我如何忍受得了。

　　第四，我这一去以后过去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中断了。我所谓我的社会关系就是指我哥哥的那些朋友以及我自己的坐在上海花旗银行楼上”留学生俱乐部“里的那批高贵”绅士“们，同时亦包括了我的爱人，她还在美国读书，而她大概是打算在美国做白结了。虽然我过去与他们的政治观点上有冲突，（因为我是”中间偏左“呵！）但在感情上，我们还是一致的，然而我这一去北京的行动，就觉得这种冲突已到了决定性程度而感到有点留恋起来了（我还不晓得这就是阶级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