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称因果理念以及修正论文

1菲尔德(H．Fiel)在评价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时指出，塔斯基虽然成功通过将真概念还原成满足、指谓等语义概念来解释真，但他并未真正实现物理主义的还原方案的承诺，因为塔斯基并未告诉我们如何将指谓这一基本语义概念用非语义词项来解释。对于名称的指谓这一概念，塔斯基只是通过枚举外延的方式来进行解释，但枚举方法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解释，外延等价也不能保证还原的充分性。菲尔德于是询问，以非语义词项对指谓的真正解释会是什么样子呢?"7时值1972年，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初版刚刚发表，菲尔德受其影响，认为罗素式的描述主义指称理论作为对名称之指谓的实质性解释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其中包含着循环论证(摹状词本身是名称的组合，因此用摹状词来解释名称势必最终回到名称上)，有希望的解释是克里普克的故作含糊的因果理论，因为要同时接受物理主义和“指谓”这一语义概念，这类因果理论就是不可或缺的。菲尔德相信，罗素的理论非常不合理，塔斯基的理论是平凡的，而因果理论正是我们需要的"67。

　　但正如不少论者包括克里普克本人所指出的，指称的因果理论事实上并不构成一个严格的哲学理论，它至多是一个图景，这个图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指称的初次确定(“命名仪式”)加上指称的传递(“因果一历史链条”)来概括。为论述方便，我们暂且稍微精确地将这种版本的指称的因果理论表达成下述论题(下称KCT)：在典型情况下，名称被说话者S用于指涉对象，如果S对于的使用与的初始命名仪式具有因果关联。此处的典型情况，指所讨论的名称不是所谓的“描述性名称”，即完全用摹状词引入的名称。

　　接下来本文将讨论指称的因果理论面临的两类不同挑战及由此形成的对因果理论的两种修正路线。这两种修正路线的关键差别在于是否需要引入描述性信息来刻画指涉关系。本文对基于混合方案的修正路线做出了有限辩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遵守规则的指称确定论题。

　　2对克里普克式图景的挑战

　　克里普克提出因果链图景的主要动机在于对名称如何指称对象提供一个正面的回答，这一回答紧接着他对于指称的描述理论所做的负面反驳之后，即通常所称的语义论证，也可称为错误信息或知识不完全论证，其关键是：说话者S或语言共同体C(社会习规)关联到名称上的某个摹状词或摹状词簇，常常并不能满足名称所实际指称的对象。例如，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些描述有可能发生错误，克里普克设想了多种情况，包括有名的哥德尔／施密特的例子，表明摹状词簇对于名称指称对象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正如普特南所说，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的要点在于点明，“一个人可以用专信念”，以及“问题的实质之处在于，使用专名进行指涉，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因果链条，以联结该名称的使用者(及使用该名称的特定事件)与该名称的承担者州∞。因此，名称不是依据对象满足具有识别性特征的摹状词簇这一条件来指称该对象的。根据克里普克，上述因果图景才是名称指称对象的实际情形。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固然我们失去了一个貌似优雅的哲学理论，但毕竟还是获得了一个虽然粗糙但似乎更接近真相的关于专名如何进行指称的社会学图景。但不幸的是，克里普克对描述主义进行反驳的主要理由，同样也适用于因果图景tt身，也即，单纯的命名仪式加上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对于说话者S使用名称来指涉对象而言也不是充要条件。埃文斯为我们提供了两类反例“1，由此我们可以导出对克里普克的因果图景的两种修正路线。

　　“马达加斯加反例”构成了较弱类型的反例的代表。按照KCT，我们从当前对名称“马达加斯加”的使用进行因果回溯，应当可以发现该名称和那个岛屿之间存在某个初始命名仪式，但事实上这样的命名仪式并不存在，历史上的初始命名仪式是在名称“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的一部分之间发生的。这个反例的教训是，命名仪式加上因果链条对于名称指称对象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存在着名称的指称在因果链条中发生变化或转移的现象。

　　较强类型的反例，不妨称之为“拿破仑反例”，是通过如下对比性的思想实验给出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卓越的军事家拿破仑于1815年遭遇滑铁卢败绩。考虑两种反事实情形。情形A：假定有某个人1814年起(此时拿破仑已经赫赫有名)假冒其名取而代之。情形B：假定有某个人1793年起(此时拿破仑尚还默默无闻)假冒其名取而代之。那么，当我们考虑历史学家们写下的下述句子：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表现得很善战。我们该如何评价该语句的真值?这取决于“拿破仑”这个专名对于句子的成真条件的贡献，于是我们需要确定该句子中“拿破仑”的指称对象到底是哪个人。埃文斯正确地揭示了我们的直觉：在情形A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上述句子为假，历史学家搞错了谁是滑铁卢的战败者，也即专名“拿破仑”指称的是被冒名者，即1814年前众人所知的叫“拿破仑”的那个人，实际上他并未参加滑铁卢战役。在情形B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上述句子为真，史学家并没有弄错谁在滑铁卢战败，他们弄错的是拿破仑将军的早年经历，例如拿破仑并非1771年生于科西嘉，也即专名“拿破仑”所指的应当是冒名者，即1793年后众人所知的叫“拿破仑”的那个人。显然，克里普克的因果理论不足以解释上述差异，即在不同的反事实情况下，专名“拿破仑”的初始命名仪式如何与当前我们使用该名称来指称的对象之间发生因果联系。但两种情况下的直觉似乎都是，专名“拿破仑”在我们的语言共同体中被用于意指那个战功卓著的军事家。这个反例的初步教训是，与所指对象相关的信息，特别是社会共同体对于该名称的主要的信念，对于名称的确定和使用远非完全无关的。

　　3戴维特的指示链理论

　　克里普克与唐纳兰在197年代初期对于描述主义理论的批评获得了多数哲学家的支持，因果理论作为对于描述主义理论的替代也逐渐获得正统地位。尽管许多论者以KCT的方式来表述指称的因果理论，但克里普克本人早已预见这种形式的因果理论会招致的批评和修正。克里普克一方面强调：“我不打算给出一组适用于指称这个词的充要条件，这样一组充要条件可能是永远无法得到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指出：“如果在这种图景中补充更多的细节，那么它就可以变得精致一些，从而能够为确定指称提供更确切的条件”。

　　与克里普克式的言简意赅的因果图景不同，戴维特(M．evitt)积极鼓吹一个较为系统而精致的因果网络理论，其中心观点是：我们对某个名称的当前使用，是通过社会因果机制借用了对该名称的早先使用的指称，这一观点可表达为下述论题(下称CT)：一个单称词项能指示某个对象，如果存在着连接着词项的使用者和对象之间的因果性的指示链条，这一指示链条包括奠基、指称借用和指示能力三个要素邙3。首先，所谓“奠基”(gruig)，是指存在着某个命名事件，目击该命名事件的说话者S通过知觉到某对象而获得了使用某名称指示该对象的能力，这也就初始化了词项的指示链。这一过程得以实现是由于当事人S与所命名的对象之间存在着知觉的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的源头就在于对象本身。其次，所谓“指称借用”是指别的说话者从相对于命名事件在场的人那里习得使用该名称的语义能力。这一习得过程主要是通过在会话交流中对名称的交互使用来实现的。通过交流，要么是听者获得了使用词项的能力；要么是，如果他原来已经具备了使用该词项的一定的能力，现在通过确认、补充、校正等手段，就使得听者对于使用该词项指称对象的语义能力得到了增强。

　　指称的因果理论及其修正显然，“奠基”和“指称借用”细化了应克里普克的“指称确定的命名仪式”和“指称传递的交流链条”的直观思想。但是，戴维特的改进之处在于他允许“多重奠基”，也即，命名仪式可以允许不止一次，指示链条因而可以回溯到不止一个源头，这使得指称传递实际上不是以单链而是以网络的方式展开的。考虑下述例子。孪生婴儿A和B出生的时候分别被命名为“张大双”和“张小双”，由于医护人员的疏忽把两人的名字牌搞反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把A称作。张小双”而把B称作。张大双”。这样A实际上有两次奠基，一开始是“张大双”的命名仪式，其后则是“张小双”的命名仪式。“马达加斯加反例”显然可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只需把马可波罗对于名称“马达加斯加”的误解设定为另一次命名仪式，指称变化的现象就能在原有框架下得到充分解释。

　　但是我们发现戴维特的因果网理论至少面临两个困难。首先它并不能有效处理上述“拿破仑反例”。戴维特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两次冒名事件发生在不同时间会带来名称“拿破仑”指称不同的对象。根据CT，只要在因果链条中存在指称转移的现象，就伴随着新的奠基，但CT无法将前述两种不同情况下的指称转移的差别的本质予以区分。其次，指称借用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指称性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听者持有说话者关于指称的信念，才能保证指称的正确传递。事实上，关于指称的信念的传达也必定涉及到描述性信息，而不仅是单纯的因果过程。我们看到，戴维特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因为他强调因果链条中传递的不仅仅是指称对象，而且是使用名称的语义能力，名称的使用者正是通过因果链条来练习指示对象的能力。这样一个指示链条很难说是纯粹因果性的。下述问题仍然有待回答，即与名称相关的描述性信息在确定指称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