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从先秦到两汉，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史学批评的萌芽，但毕竟是极初步、极简单的。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6]西汉“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然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则。西晋人评价陈寿书：“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8]东晋王导建议修国史，其言曰：“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9]后燕董统受诏修史，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贬过美，有惭董史之直。”[10]北魏高允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11]南齐崔祖思批评当时史官说：“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12]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末尾将这些原则简洁地概括为：“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除了继承前人的上述评价标准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所涉及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对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对条例、史论的重视，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对编年体、纪传体体裁优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现的史学批评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也日益重视。梁代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中把史学著作分为以下十二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3]《隋书·经籍志》史部基本上继承了这个分类原则，又将史书分为十三类。分类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很自然地导致人们对各种史学著作的体裁以及源流作进一步的思考。以后刘知几的《史通》在很多场合正是在分类的原则下展开了对各种史学著作的评论。

　　总之，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究其原因，则在于史学著作数量的激增与种类的繁多。由此史家才有了一个比较、鉴别各种史书的可能。翻检《史通》，可以看到刘知几谈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举出大量的史书作为例证。如果唐初的史书还是像《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那样，只有为数有限的几种，刘知几是断然写不出《史通》的。由此我们也看到，魏晋南北朝史家所撰写的绝大多数史学著作虽然早有不存，但其价值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体现。

　　从今天的角度看，《史通》固然水平不高，但它的出现却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有趣的是，钱穆对刘知几多有微词，而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前代史家也是批评多于赞扬。他不理解，正是这众多遭到他批评的史学著作的存在，才使得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如果用最扼要的方式概括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史记》；在这一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史通》。《史记》是对此前战国学术的历史总结，而《史通》则是对此前魏晋南北朝学术的历史总结。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在史学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

　　[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页。

　　[2]钱穆：《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2页。

　　[3]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

　　[4]钱穆：《刘知几<史通>》，《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5]钱穆：同上。

　　[6]《左传》宣公二年。

　　[7]《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8]《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9]《晋书》卷八二《干宝传》。

　　[10]《史通·古今正史》。

　　[11]《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12]《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13]《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