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影响私人修史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专制皇权强大与否。汉末以来，皇权衰落，“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这是造成汉晋时期私人修史蓬勃发展的最关键原因。反面的例证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十六国开始，北方地区正是由于皇权的干预，所以才缺乏私人修史的风气，从而使得史学著作在种类、数量上都不能与南方相比。同样，与魏晋相比，南朝专制皇权有了很大加强，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奉敕之作，出现了从私撰到官修的发展趋势。隋唐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国家禁止私人修史，所以魏晋以来因大量私人修史而造成的史学繁荣局面终告结束。总之，专制皇权强弱与私人修史多寡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关于“私人修史”问题，还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东汉以后，士人群体表现得十分活跃。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史学著作其实大都是士人以及由此而演化出的士族所作。因此所谓“私人修史”也可称之为“士人修史”、“士族修史”。士人或者说士族修史不完全是为国之兴亡考虑，而是往往有着很强的个人的、家族的目的。他们或是借修史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记录家族的辉煌。因此，史学著作所记载的也多是他们自身的历史，不论是人物别传、家传、郡书，或者是家谱都是如此。就连记录“街谈巷议”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当时著名的士人、士族。这与汉代小说是很不一样的。影响所及，甚至后来被称之为“正史”的王朝史，如何法盛的《晋中兴书》、魏收的《魏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等等也都有大量对士族家世的介绍。

　　关于这一时期史书多记士族活动，钱穆先生曾有论述。他认为《隋志》史部“十三类中重要的，一是人物传记，其次便是地理记载”。[2]他解释说：“盖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3]

　　钱穆先生注意到了“人物传记”的'重要性，这与我的理解相当接近。他所说的“人物”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士人、士族。不过，我还是更愿意用“士人”、“士族”这样的称谓，而不用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物”。因为在这之前，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不也是重视“人物”吗？所以泛泛地说重视人物，必然会模糊两个时期史学的不同。实际上，司马迁与魏晋以后史家所重视的“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对“人”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国之兴衰在“人”。出发点是“国”，而不是“人”。此外，在战国以来民本思潮的影响下，司马迁非常关注下层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可见，虽然同样是记载“人物”的活动，但《史记》中的“人物”与魏晋以后史学著作中的“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把“人物传记”与“地理记载”联系起来也是很难成立的。钱穆先生所谓“人物传记”就是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包括了高士传、名士传、别传、家传、郡书等等在内的杂传。按本书的理解，杂传与地理书并没有什么关系。地理书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异物以及山水风光感兴趣而盛行起来的，而大量人物传记则是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影响而出现的。地志盛行于汉魏六朝，而杂传到南朝便已衰微；地志主要出自南方，而杂传却并非如此。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都是不吻合的。钱穆并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两类书，却试图用门第社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来简单地、笼统地解释问题。这是他出错的一个根本原因。

　　真正属于一个时代的特点总是会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南朝以后，政治上，士族逐渐退出舞台；学术上，私人修史日渐衰微，史书数量减少，而魏晋南北朝写成的史书也大多散失了，今天能看到的寥寥无几。那么，这个时代的史学究竟在史学史上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钱穆先生的评价。钱穆先生对这一时期史学评价不高。他在批评刘知几时连带批评了魏晋以来的史学。他说：“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的实情和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4]他又说：“总之，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刘知几何以至此？钱先生分析说：“若使在刘知几以前，史学界早有一番极高明的史学的话，刘知几也就不止于此。正因为从班孟坚《汉书》以下，都不能和司马迁《史记》相比。《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坚的《汉书》，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以后一路跟着班固的路，史学慢慢走向下坡，我们只要读刘知几的《史通》，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东汉以后史学的慢慢儿地暗淡了。”他又说：“（东汉到唐初）在外观上，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5]

　　钱穆先生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从今人的角度看，《史通》确实是境界不高。刘知几只是关注史书的体例，缺乏思想深度。他的局限性也正如钱先生所说，是由他以前史学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从东汉到唐初，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可以和司马迁相比。司马迁的史学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色彩。他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为什么能有这样高的追求呢？关键还在于战国以来思想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而司马迁以后，思想界并没有提供出新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史家历史观念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还是诸如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旧的思想。魏晋一代虽有新思想发生，但玄学却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人们在历史认识上有进一步的深化。所以，众多史家只能在体裁上做文章。体裁的丰富远远超过了思想的丰富。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钱穆先生所说东汉以后的史学只是在走下坡路，“慢慢地暗淡了。”这样看问题未免简单化了。固然就单个史家而言，没有人可以和司马迁相比，但于众多史家的不懈努力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史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