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忠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经历着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代，也是社会各阶层的人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会大动荡中的时代。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某些新思潮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应运而生，从而构成了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 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开始，《管子·轻重乙》提到：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1]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农家必备的生产劳动工具中，铁器工具已占据主要地位，这必然会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原有的“井田制”经济结构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西周以来的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已走到了尽头，而大小诸侯国要想壮大自己的势力，守护自己的领地，掠夺别人的领地，变革当时的剥削方式和经济结构势在必行。春秋五霸中首先称霸的齐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议下实施了“相地而衰征”和“按亩而税”之制。这是一种以实物地租为主的剥削方式，即领主可以根据私田的地质情况来征收一定的实物，这样公田上的劳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实物地租，两种剥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领土阶级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从而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楚国和郑国在公元前的 548 年和543 年也先后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2. 动荡社会的统治危机

　　首先是政权的统治权利逐级旁落下移。平王东迁，东周以后，周王室衰落，虽然还保留着西周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社会等级结构，但周天子已失去了号召天下的权利，逐渐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成了徒有虚名的领袖。这时候，各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周天子不但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到他们的藐视。同时，诸侯国内部的混乱统治使得争权斗争加剧，各诸侯国为了权力和利益，开始对外进行兼并战争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道德失范、礼崩乐坏就是在这种内斗的状态下形成的社会现象。《诗经》中“君子屡盟，乱是用长”[2]便是对这段祸乱的描述，着实反映出诸侯各国屡次结盟而又不能守盟，导致乱事滋生，国与国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3. 思想观念上的新思潮

　　首先是“天命”观念的变化。在传统的天神崇拜观念中，尧舜和西周时代的人们对“天”的敬畏是无可置疑的。西周时期总结出一套“以德配天”的观念，周人通过殷商灭亡的教训，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渐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认为“保民”才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统治者的“敬德”.到了春秋时期，重人事轻天命的观念更为突出。随着各大小诸侯国经历着由强盛到衰败、由衰败到强盛的过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治兴衰和政治变化的原因。更多人开始摆脱“天命”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从现实中出发，找寻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3]的思想将“人道”与“天道”区分开来，认为人际间的道德规范才是人们必须崇尚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孔子正是研究“人道”这门学问较系统较深刻的人，其忠信思想就是对春秋时期重人道轻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礼”观念的变化。随着“天命”观念的'变化，与“敬天”、“祭祖”的仪式相混的“礼”,在春秋时期萌生了“礼”、“仪”分开的观念。正如鲁昭公访问晋国时，在晋国迎接到赠礼的仪式上，做得一丝不苟，却被晋国名叫女叔齐的大臣称为不懂“礼”,他称： “是仪也，不可谓礼。”[4]

　　认为“礼”是用来守护国家的，而鲁昭公本末倒置，不去体会礼的由来，却把精力全放在学习这些仪式的细枝末节上，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5]正是对“礼”的新看法，即“礼”与“仪”区分。可见，“礼”是维系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核心原则，而“仪”则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在孔子看来，要改变春秋天下混乱的局面，就要提倡“礼”所规定的政治关系和秩序。

二、忠与信的辩证统一

　　在孔子《论语》中，“忠”出现了 18 次，“信”出现了38 次，“忠信”连用出现了 7 次。孔子对“忠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二者列为四教之内，那么二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忠”和“信”具有同质性。“忠”从中从心，“信”从人从言，但人说出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最终归结于有什么样的心。如果将“信”看成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时，这样的承诺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实意，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承诺缺乏来自于内心真情实意的支撑，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而，“信”应当以“忠”为根基，从“尽心”出发。“信”不仅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而且这样的承诺出自主体的真情实意，一个人没有忠诚之心，他将没有忠诚之言，更没有忠诚之行。可以说，“忠”是“信”的依据，“信”是“忠”的外在表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童书业先生认为： “‘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诚实之意，为道德之本。”[6]着名理学家朱熹对“忠信”的分析更为透彻，他认为：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7]

　　这些简明扼要的解说，明确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质与关系，二者虽然名词不同，究其本质，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质。“忠”、“信”二者虽然具有同质性，互为表里，但还是有所区别并各有侧重的。“忠”来自于人的内心，是人的内心品质，侧重点在“我”.“信”是主客体交流时的双向或多向信任，侧重点不在于自己，而是“他”.如果将“忠”规定为“内忠于心”的话，“信”更侧重于“外信于人”,前者体现的是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后者体现的是外在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践行。

三、孔子忠信思想的内容

　　1. 立身之本

　　忠信是个人立身、处事和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孔子在《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8]69 -70孔子将“信”比作“輗”和“軏”,告诫人们“信”就如同一个人的脊柱，如果没有了“信”,人就如同马车失去了“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时的社会虽说是乱世，也有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的约束，正因为有了忠信，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才能得以正常运行，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