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大众媒介催生的大众文化逐渐消解与瓦解了诗歌提升人们审美品味的功能。当大量的官员诗歌和商人诗歌利用其特殊身份或利益链在媒介强势推出时，甚至爆得大名大奖时，势必打击优秀诗人的创作和影响读者对诗坛的信心。读者从各种传播媒介中再也读不到好诗与精品，除了失望和离开，他们还能做什么？此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诗评家的失职与缺位加速了当前诗歌的衰败。青年诗评家霍俊明曾在一次访谈中深有感慨：“很多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诗歌的阅读能力，对诗歌的新变和复杂的诗歌现场失去了关注、观察和田野作业的能力。而在后工业时代，这些面孔又沦落为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诗评家原本应该是诗歌理论的先导者，是当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引路人，然而在浮躁的后工业时代和一个极度媚俗化的社会里，很多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和基本活力，并不能为当下诗歌的发展带来任何正能量。可见，我们不难发现当前诗歌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元、多样的，诸如时代语境的搅和、诗人自身素质的下降、读者群的变化、批评家的失职、文学市场的新变，等等外部环境与内在机制，不一而足，十分复杂。

　　但我们又不甘于承认“诗歌已死”。每一位爱好诗歌的人都心存愿景，希望当代诗歌能重振往日辉煌，能“凤凰”涅、浴火重生。那么，当前诗歌应该如何突破瓶颈与困境，获得重生呢？窃以为，诗歌就是文学中的“阳春白雪”，是高雅和高贵的，诗歌创作必须拒绝媚俗捍卫高雅，必须苦心经营排斥速成，必须拥抱生活心怀众生。诗人应该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真理意识、担当精神和审美品位的人，他们能在价值失范、信仰迷茫、心气浮躁的物质社会中耐得住寂寞，能在孤独和清贫中为世俗人生提供清醒的精神参照，指出自我反思与升华的心灵路径。诗歌不是“俗物”，它具有关怀世俗生活的价值立场，承担着对世俗精神雅化的价值功能。诗人只有超脱名利、抵制浮躁，放飞自由的心灵，坚守诗人固有的精神家园，追求诗歌内在的审美品性，才能创作出具有“诗意、诗性、诗境和诗美”的好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今天的新诗创作因为门槛低，给很多急功近利者或欲以“诗人”美化身份的投机者提供了“玩弄文学”的机会。如果我们的诗坛和批评界对此不加抵制，那么当代诗歌的复兴则无希望。　　诚然，当前诗歌走出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王国，历朝历代从来不乏优秀的诗才。“千里马”安在，“伯乐”何在？建设与发展当代新诗需要“合力”，需要所有爱好诗歌的人共同努力，去发现人才，扶持诗才，并给当代诗歌创作一片应有的净土，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都不应苛责“诗人何为”，而应积极做到“我为诗有所为”。

　　我们爱诗，更期待好诗，相信当代诗歌将走出孤独和冷寂，重振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