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文学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多重选择权的读者见不到好诗，就必然选择抛弃诗歌与诗人。曾经神圣的诗人头衔与光环已黯然失色，诗歌刊物遭遇生存性危机、难以为继，这早已是令诗坛尴尬的明摆事实。尤其是当大众文化以极强的娱乐性、快餐性和消费性，逐渐改变了人们精神消遣的方式以后，大量粗制滥造的“俗诗”与“恶诗”依然泛滥诗坛，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诗歌的审美期待时，读者对当今诗坛选择“遗忘”将是必然的现实存在和长久趋势。

　　可以说，当代诗歌遭遇了空前的冷遇与困境。随着人文精神的世俗沉沦，在一个极度“媚俗”和崇尚物质消费的时代语境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歌盛况不再，孕育与产生诗歌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世俗社会击垮了世人的诗思，诗歌的边缘化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正因如此，许多诗人一旦精神理想与世俗社会冲突抵牾，当生理、心理、精神气质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时，他们往往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抛弃世界，企图用最强硬的抗争姿态超越世俗，殉诗殉道。海子卧轨，顾城杀妻后自杀，戈麦跳河，徐迟、昌耀、陈超等诗人跳楼身亡，等等。新时期以来，中国诗人自杀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心悸，无不昭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迷茫与困境。近些年来的“下半身诗歌”、“垃圾诗派”、“梨花体”和“羊羔体”等种种诗歌现象，引来口诛笔伐、非议一片，无不说明大众对诗歌精英立场与高贵精神蜕化的隐忧，对“伪诗”、“非诗”的愤怒与失望。

　　人们不禁要问，当代诗歌为何遭遇寒冬，沦落到这种地步？责任在谁？我们仅能责难这是一个没有“诗神”的时代吗？海德格尔曾说：“诗的本质是真理的确立。”的确，诗人本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坚守者与呼唤者，是时代强音的制造者。不出好诗与真诗，诗人当然难辞其咎。思想的肤浅、语言的苍白，不加强艺术修养的锤炼，不拥抱激荡热烈的生活，更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苦吟精神，哪能写出好诗？很多“诗人”以为把汉语白话分行排列组合就变成了诗歌，悲哉。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诗歌的贫弱源于大众媒介对诗歌功能的削弱。目前，报纸、网络、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与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精神消费的行为模式。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流行，使得人们发布微博、微信、短信等更为方便，浅阅读取代了深阅读，流行文化元素挤压了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曾经人们读到一首精彩的诗歌激动不已，如今人们更愿意转发一些搞笑而又无聊的“段子”愉悦他人。批评家刘川鄂认为：“在这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时代，财神取代诗神，脑筋急转弯取代思想，潇洒取代浪漫，做x取代爱情，诗歌当然在文学边缘化的最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