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外孙不上课，早早就和姥姥去太姥姥家了，我一个人开始收拾被外孙弄得凌乱不堪的房间，当我整理到一摞书籍的时候，一张照片从书中滑落，我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父亲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泛黄，图像也有些模糊。这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那时亲还不到三十岁，现在算起来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看着这张老旧的照片，我猛然间想起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一个叫作柴家岭的小山村，祖父母都是憨厚朴实的山里人，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山里人勤快，每当山野菜下来的时候他们都上山去采，什么榛蘑呀，松蘑呀，猴头菇啊，好多好多，特别是入秋以后，漫山遍野都是通红通红的“山里红”，收拾完庄稼后，他们也会上山采一些回来，下山贩卖，以贴补家用。

　　祖父母共生育了五男五女十个孩子，父亲是老幺，可是，男孩中只有三伯和父亲活到了成年。父亲五岁那年，山里闹瘟疫，祖父母相继离世，年长父亲十六岁的三伯带着父亲逃离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土地，几经辗转来到了哈尔滨。三伯在上号、西门脸（今香坊区延福街）一带靠赶“斗子车”拉脚来养家糊口，由于他没念过书不识字，受尽了地主老财和地痞无赖的欺辱和糊弄，他立誓，决不让父亲再过和他一样这种受尽盘剥的贫苦生活，一家人勒紧裤带，毅然决然地把父亲送进了私塾。父亲天资聪颖，只读二年私塾便能默咏《四书》、《五经》，并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打得一手好算盘。

　　时光荏苒，一晃父亲长到了成年，在南仓库（今香坊粮库）给日本人拉稻糠维持生计，并取了高氏为妻，几年以后，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一家人借住在“上号”林家大院（今香坊区延福街50号左右）一个远房亲戚家，生活倒也安稳。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民国二十五年冬的一天夜里，父亲突然被驻守仓库的日本兵抓走了，当时大妈就被吓得昏死过去。谁都知道，被日本人抓去还能有好吗！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可能是父亲命不该绝，亦或是他的为人救了他一命，七天后，在众多工友的担保下，三伯托熟人交了一大笔保证金父亲竟然被放了出来，逃过一劫。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班头（仓库带班的）搞的鬼，他趁父亲不注意在稻糠里撒了几把大米，栽赃陷害，说父亲偷米，目的是为了让父亲求他通融日本人，好骗取保证金！父亲是出来了，可是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没有了，交保证金还欠了不少的债，一家人陷入了绝境。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打父亲被抓走那天，大妈受到了极度惊吓，得了妇女病，没钱医治，在她三十三岁那年撇下两个年幼的姐姐，含恨离世。

　　大妈去世后，父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姐姐无法在城里生活下去，便来到了农村，在一个叫宋家屯（今民主屯）的小村子安了家，靠给地主打工度日。父亲老实厚道干活勤勤恳恳，从不多言多语，再加上父亲识字，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都少不了父亲帮忙，逢年过节，家家都要贴对联，乡亲们求父亲写对子，他都是有求必应，从不推托，因而深得乡亲们的敬重。一九四七年，哈尔滨已经解放，各乡、镇都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父亲出身贫寒，又有文化，被土改工作队选为村治保主任，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翌年，好心的乡亲们见父亲带着两的孩子生活很辛苦，便张罗着让父亲续弦，最终，父亲娶了本村一孙姓姑娘为妻（我的生母），那一年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二岁。

　　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举国上下大炼钢铁，支援工业、国防建设。当时村已改称“生产队”，社员们都去吃集体食堂，万户无炊。那年我已经四岁了，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在村办的幼儿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亲当时是村里的会计兼治保主任，作为村干部，当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记得很清楚，我家的一口大铁锅还有一个不知已使用了多少年的已经磨得铮明瓦亮的黄铜盆也上交了。虽然父亲对当时的做法心存疑虑，但是，他对执行国家的决策是坚定不移的，可是谁又会料到，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是痛心疾首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初夏的一天，这个平静的小村子突然涌进了几十口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难民，他们先是挨家挨户的要饭，然后都聚集在生产队碾房边的一个草棚子里，看样子是不想走了。作为村治保主任的父亲，当然要首当其冲。那些人里边有一个双眼红肿、脸色煞白的中年汉子，自称姓范，对父亲说，他们是从“关里”逃荒过来的，家乡遭灾，活不下去了，听人说东北比关里好过，他们就过来了。他说这一路上历尽艰辛，拖儿带女的真不容易呀，半道上还扔了一个孩子。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父亲，恳请父亲收留他们。

　　父亲找来一些社员，收拾这个草棚子，先让他们住下，又回家让母亲熬了一大锅绿豆汤送来。安顿完这些人以后，父亲马上去了大队，然后请示公社怎么办。公社答复说，别的村也发现了大批的难民，派出所正在各村进行登记，原则上是让这些人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没有亲友的也不能看着饿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参加生产队劳动，妇女下地挖野菜，他们正在向上级请示救济粮。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朴实、善良、勤劳的“难民”们成了这个村子的主要劳动力，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繁荣与兴旺作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谋私利。即便是自己的亲人，犯了法也绝不袒护。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拴在猪圈旁的“大花”不停地狂吠，父亲出去一看是生产队保管员，他慌里慌张地对父亲说：“生产队的仓库昨天晚上被盗了，丢了两袋面粉。”父亲急忙戴上帽子和他去了生产队。昨天，上级给生产队拨下来一批救济粮，这批粮食是从北大荒那边运过来的，是全麦粉，一共二十多袋。由于昨天运粮车回来得太晚了，没来得及把这些救灾粮发放下去，谁知道今天就出事了。父亲一边派人到公社、派出所报案，一边和村干部们沿着散落在地上的麦粉印找到了盗窃人的家——我堂姐家。堂姐和堂姐夫是近亲结婚，堂姐夫是我四姑的儿子，我也管他叫哥，他们两个都是智障人。当父亲他们一帮人来到堂姐家的时候，这一家六口人还在做着美梦。一盆吃剩下的、被掰得七零八碎的烙饼放在锅台上，旁边还有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咸芥菜疙瘩，满屋的草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见到父亲他们站在面前，傻姐姐用含混不清的声音高声狡辩着这事与她无关，不是她干的，傻哥哥则低头不语闷蚩闷蚩的抽烟。父亲气得两眼通红，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