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伯不是很高大，走路时有点佝偻着背，对人很和气。老鸟林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无论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叫他“狗伯”。狗伯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但是他没有酒瓶，每天到了要喝酒的时候，他就拿一个茶缸，到离家一百多米处的鸟林街一间南杂货店，买散装的白酒。狗伯来了，打个招呼，店主就往他的茶缸打二两酒，也不问他要钱。只是在狗伯的专用账簿里记上一笔账。某年某月某日，赊白酒二两。晚饭时间到了，狗伯又来了，同样是那个茶缸，同样是二两白酒，同样是在账簿上记上酒账，只是时间不同而已。后来我知道，他那个搪瓷茶缸的侧面，写了赠给“最可爱的人”几个字。这是当年很受人民尊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时，各地政府统一赠送的礼物。姑父为什么会有，我没有询问。他喜欢喝酒，但是钱又不多，怎么办？我的表哥在外地工作，说是火车司机，工资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但是要供养家庭父母儿女，又要为父亲喝酒买单，又不能由着父亲乱喝，就需要想个办法。于是就和店家合谋，说只能用这只茶缸打酒，而且不能多打，多了表哥就不付钱，每次二两。有了客人可以多打，但要记录在案，酒的钱过年回家探亲时由表哥一次付清。这样一来姑父可以保证有酒喝，又可以确保不会因喝多了而出事或因付不上钱而没有酒喝。有客人也可以多打一点。后来，我发现只要我一来，姑父打的酒好象会多一些，约有半斤了。这是当时，经济不大好的情况下的一种比较好的家庭经济处理办法。

　　1962年秋，我考入广丰中学高中读书，父亲亲自送我上学，自然要到最亲的亲戚姑父家做客。姑父听说我考入广中当然也很高兴，说是要庆祝一下。姑父说请我们吃饭，自然也要喝点酒。于是他又拿出他的茶缸去了一趟小店，不一会的功夫就回来了，这回可不是二两，而是半斤。他和父亲二人各倒了二两，留下一两左右给我一个小杯倒上。姑妈在灶上做了几个好菜，一碗鱼，一碗红烧肉，几盘炒菜。我们四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个大餐，这就是我当年初升高的酒席，我平生第一次喝了一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