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时我很坚强。离家40公里，发配到海拔1900米的石板岭高山村小，那里号称利川的“西伯利亚”，校舍破烂，朔风呼啸，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冰雪里。我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裹紧粗布棉袄，嚼着干粮罗布，教着四级复试班，与30多个孩子成心连心。我不仅教孩子们读课文、算算术，还引导写诗作文，还开展体育活动，一起唱经典红歌。我还大胆把孩子领出课堂，走到山岭，欣赏大自然美景，写出动人作文。一连三年，我像巴根草一样扎在高山。直到香港回归那年，我因学生的考试成绩比山下的中心学校还优异，领导才开恩把我放回。还请到教育站担任“普九”宣传，我爬高岩写标语，写文章发到报社，编普九简报送到上级，给“充数”（虚假的冒名）的“学生”上课，还到处捐款，忙的不亦乐乎！可是“普九”验收一合格，在别人领奖金时，我就被长官“清闲”起来，指派到千年古寺的石龙寺里当看门“长老”。这样，我又做了三年“出家和尚”，但是我还是把寺庙看守的完整无缺。

　　五十岁时我很有劲。闲置的我被利川一家私立中学老板发现，经协商聘请我去教书。我一个乡村教员，竟然走入城市讲台，与许多自称的高手名师过招，大多是逊我一筹，于是我当成为学校教学主力。连续5年担任初中两个年级的教学，还兼任办公室头领，搞教研、写论文、编校报，搞通讯，出作文集，一时间学校轰轰烈烈，名声远扬。虽是私立学校，可是每节课只给6元钱。我一点没有计较，一心教学，把众多差生转化成优良。中考时，我的班级囊括全市“均分”“优分”“及格率”三项第一。一时我又成热点人物。可惜我的身体渐渐挎了，连月失眠，连月头晕，终于不能坚持，被迫到市医院检查，患有胆结石，肾结石，脑供血不足，神经衰弱等大小疾病。私立学校老板冷酷的不要我了，也没多给一分钱。我向教育局请假回到原地。此时我的独生儿子在浙江被歹徒无辜砍杀29刀成残，儿媳被大款拐走，小孙子无依无靠。歹徒没有赔赏一分医药费，我花光一辈子的存款，保住儿子生命。可是我没有钱住医院，公费医疗对我不起关照，只好以“挨”度日子。原地的领导没有一句关照话，还以为我在私立学校得到好多钱，不安排我教书，以“聘任”的条例，要我自找学校。几经周折，才被团堡一小学良心发现，同意我到学校上课，可是还是被安上近70人的大班住读班班主任。直到59岁，我还在带病巡逻学生宿舍，寒来暑往，我没有得到一天清闲的休息。你看，我这个人算有力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