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早失二亲”的理解问题。郑鹤声在《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已否定了张惟骧、郭沫若的这个问题。按照我国丧礼，父丧称孤子、母丧称哀子，父母俱故称孤哀子，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一岁丧父母如是称呼，六十岁丧父母也如是称呼。他还引用《汉书》中记载班固称其祖先班伯卒时，年三十八，接着说：“（班）游亦早卒。”早不早的标准，就我们汉人的习惯说法，约在四十岁左右。而《司马迁生年辨析》(上)引用郭沫若、日本桑原骘藏、施之勉的解释和《礼记》的引文并不能说明司马迁“早失二亲”的含意，定二十九以下父母亡故才能称“早失二亲”，这是不对的，那怎么解释38岁的班固称“（班）游亦早卒”呢？也不符合情感用词。还要看是谁说“早失二亲”。如果是旁人称你父母死亡了，可以直说“你的父母去世了呀！”如果是儿子说父母去世，就应当象司马迁称“早失二亲”，又象班固称“（班）游亦早卒”这样，口气带有惋惜亲情的意味。试问：如果有人在三十岁以上父母去世，他能对人说“父母死得不早”吗？这不成了他嫌他父母死得迟了！肯定在众人面前落个不孝之子！所以，我才说不应光咬文嚼字，还要考虑感情成份。

　　第四，关于“贻误后人”的问题。《司马迁生年辨析》作者，不从证据和事实研究分析，先给不同观点的人扣个“贻误后人”的大帽子，这和文革中“批儒修改现代汉语词典”的“四人帮”极左做法如出一辙。大家知道，“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应当针对观点，不针对某个人。关于司马迁生年，145与135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了。我们这些无权的秀才，只能是纸上谈论而已，不可能“贻误”谁。要说“贻误”的话，只能是当政者利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采取行政命令办法推行个人观点。比如，我在《司马迁与史记百题解答》说“唯145年和135年两说争论很大”。有的同学就问“大到什么程度？”我回答：“你们不知道？本来，一九五六年是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苏联史学界在这一年举行了纪念大会。我国史学界这一年也曾积极筹备，共襄盛举，不料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主张135年之旧说，认为若开会纪念，’还要推迟十年’，因此纪念会终未开成。国际影响太大了！”造成以后反右、文革运动再没有机会开纪念会了，这才叫“贻误”哩！可见，一九五六年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未开成的原因，主要是郭沫若有权力有身份。如果是无权力无身份的“小人物”坚持135年说，根本阻挡不住一九五六年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会召开的！况且国内外多数学者考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同样，《司马迁生年辨析》作者及几个人一意孤行(因为原来支持135年的人纷纷倒戈赞成145年)，坚持135年说，也根本阻挡不住韩城民祭司马迁的盛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