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三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迁

　　司马迁在《自序》中明确写着：“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博物志》内的“三年”，是指“建元三年”。即汉武帝建元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即位后一至三年，开始是没有“建元”二字的。这正与汉简的“三年”相符。因为这是司马谈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丞”后，初住茂陵时登记的新籍贯。这样，按“年三十八”推算，司马谈生于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前元五年），汉武帝建元三年癸卯即公元前138年司马谈38岁，病逝于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一生享年64岁。到了“元封三年”，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此年司马迁38岁，写竹简之人得知司马谈“年三十八”（南化本）、司马迁也是“年三十八”（南化本），司马谈建元“三年”任太史令、司马迁元封“三年”继任太史令，就只将“谈”、“迁”两个字添在竹简两边。后世出土时竹简两边“谈”、“迁”两个字脱落了。我这是根据汉简反复推测研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生年，得出的比较合乎情理的结论。这一结论，既符合《博物志》汉简，又与张守节《正义》于《自序》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案迁年四十二岁”吻合，还可知道司马谈的生时。我反复研究探讨如同修改文章是一个道理，这才是对学术研究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关于《史记》南化本是否“离谱”的问题。回答是没有离谱。我的《日本“史记暨三国志之旅”代表团在韩城活动纪实》一文20xx年8月4日刊登在“司马迁吧”网站上，读者有空可过目一下。日本“史记暨三国志之旅”代表团团长水泽利忠，就是《史记汇注考证校补》的作者，就是发现日本收藏的《史记》南化本“年三十八”的见证人！我1993年8月20日晚饭后，拿了两本拙著《司马迁年谱新编》，到韩城矿务局招待所212房间会见日本客人。一位年轻女士和一位年老先生热情接待我。互递名片后，我喜出望外，原来年老苍发的日本客人竟是研究《史记》五十年、著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水泽利忠先生！名片上有“文学博士”、“文教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等头衔。我立即将拙著签赠于他和他的学生长原美菜子女士。我翻开拙著第103面让他们看“施丁在《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一段文字，水泽利忠先生非常高兴！他手指“日本南化本《史记》‘年三十八’，就是一条可贵的证据。《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八（日本，1961年发行）写明了年‘二十八’的‘二’，南化本是‘三’；并对此作了说明：“按：依南化本，则迁生于景帝中五年，与《正义》说同，今本《史记》三讹为二。”几行字，频频点头同意此论。这就是发现日本收藏的《史记》南化本“年三十八”的当事人的面谈证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记录！怎么能不顾历史事实而理屈词穷、胡言乱语说“更离谱”呢？学术争鸣是重证据、摆事实、讲道理，来不得半点虚假之词！而《司马迁生年辨析》(上)中却将这一“铁证”胡说成“伪证”！竟鹦鹉学舌地引用袁氏“南化、庆本”不同之说，妄想否定南化本是“三”的铁证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事人和古书都在，明确指出“按：依南化本，则迁生于景帝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