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而父母又没有足够的钱，为了让家里的餐桌上多几个菜，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们吃好点，每家的父母（他们中的大部分可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在宿舍四周的山坡沟谷间开出耕地来，种上包谷、辣椒、南瓜、白菜等等蔬菜，有的人家更是养起了猪、养起了鸡、养起了鸭子。整个宿舍区看上去就像贵州农村的一个寨子。

　　我家呢，因为是浙江宁波人，除了像其他家种得有各种蔬菜外，父亲还想让自己的几个孩子多吃点鱼虾，也好多给我们提供点营养，让我们健康成长（据如今的饮食专家的研究，鱼虾要比猪、牛之类的肉对人体有益）。父亲花了不少功夫才找来一根五六米长的竹杆子，在竹杆子的一头安上一个鱼网，父亲说这叫刮网。以后的每个星期天，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到宿舍后面几里外的一条小河沟里网鱼虾。

　　每回都是父亲先把刮网放进河里，然后沿着河岸拉着刮网走上一长段路，再把刮网提上来，把网上来的鱼虾倒在河边的空地上，让母亲带着我们捡拾，父亲再继续拉着竹杆往前走。那时因为周围的厂矿不多，就没有什么污染，河水十分清澈，小条小条的鱼虾很多，我们每次都会带回家好几斤，可以美美的吃上几顿。现在想起来，这种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家庭的温馨。

　　在工厂里，父亲也是一个能干的工人。因为父亲曾经在修车铺当过伯伯的学徒，修车的技术特别是修发动机的技术十分精湛，也因此，车间领导就让父亲带了不少徒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印尼排华时回国来到贵阳的一个名叫叶淞宏的华侨（我自然得叫他叶叔叔，他现在住在香港），因为不想读书，想当工人，就进了大修厂，车间领导也让他当了父亲的徒弟。

　　因为父亲从来都是真诚待人，之后两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七十年代末，叶叔叔的父亲去世了，他得回印尼办理丧事及继承遗产，临出国时，叶叔叔还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认我父母为“宝爹”、“宝妈”（我想可能是各地的称呼不同，“宝爹”、“宝妈”应该是“干爹、干妈”的意思），以后的几十年间，两家还像亲戚一样的经常走动，当然主要是书信来往。　　1979年，贵州要组织一个专家组到非洲的布隆迪（非洲中东部的一个小国）去“援外” （“援外”就是支援世界上的一些落后贫穷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最出名的当是“坦赞铁路”项目），因为中国援助这个国家建高速公路，建高速公路用的是工程车辆，专家组就是派去修理工程车辆的。（其实，那个时候中国都还没有高速公路呢！）父亲也被选上了，在这个国家工作了两年。父亲回国时，不光给我们三姐弟一人一块瑞士梅花手表，还专门给我带了辆自行车。当然还给家里带了彩电、录音机等等东西。这些东西在那个“拨乱反正”时期可都是稀罕物！

　　可叹的是，父亲从非洲回国才一年，就因为得了癌症而去世。

　　——这么多年来，我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我一直都珍藏着父亲的各种遗物，这些遗物有父亲的一本相册，父亲在非洲工作时写给我的饱含怜子深情话语的信件，以及父亲的“党员证”和工厂发给父亲的“先进工作者”奖状。我经常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翻看，我还打算在电脑里把父亲的相片用文字组织编辑成一个纪念册，以便于永久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