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地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地聘请他为教授，他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地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地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地高兴！

　　但他毕竟附了逆！燕大的聘书他也退回去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枪子为大衣纽扣所抵住，并没有穿进，所以他便幸免了。一个车夫替了他死去。

　　然而实际的原因恐并不是如此。那一场“暗杀”并不能促使他背叛祖国。世间哪有如此的“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其原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要如此崩溃，世界会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钱稻孙，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会对一个伪立北京大学的教员——那一个人不愿用真实的姓名，要求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说道：“你以为会这样的么？我从来没有作此想过！”因为他们是那么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命运”，所以他们才敢于做汉奸。这恐怕又是汉奸的产生原因之一。　　周作人也便是这么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适之先生和尹默先生好像都曾苦劝过他。

　　周作人写过一首题为《歧路》的诗，试图对自己内心的矛盾，作一番理性的清理，但总觉得很难。

　　荒野上许多足迹

　　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

　　有向东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

　　我相信是这样的。

　　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

　　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

　　而凤举先生和我，也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他脱离了那个汉奸的圈子呢？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