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

　　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地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队伍中的，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读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人所罕见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咏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貌为冲淡，而实则热衷。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取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地追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