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我坐进车里，告诉医生我们的身份，我知道耐多药结核病很难治，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实际上今年，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个阶段，对那些病人，他们不需再为 18 个月 50% 的治愈率花费2000 美金，只需为 6 个月 80% 的治愈率花费不到 100 美金。乐观常被视作为错误的希望，但错误的绝望也存在着，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时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我们当然能。

　　梅琳达和我，都见过过灾难性的场景，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即使在绝境之中，乐观会加速创新，产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但如果你从未看过遭受痛苦的人，你的乐观不会有用。你永不会改变世界。

　　这让我想到我眼中的一个悖论。现代世界是创新不断的源头，斯坦福坐落于它的核心，创立新公司，有思想的学校，硕果累累的教授，富有灵感的艺术文化，神奇药物，还有优秀毕业生，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还是在深沟中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你都在为人类见相互协助做出惊人的突破。

　　但与此同时，如果你问全美国人，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大多数会说“不”，他们认为创新不会使世界对孩子或自己更好，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是那些说创新产生新机遇，让世界更好的；还是目睹不平衡趋势，及机遇减少且不指望创新带来改变的？

　　在我看来，悲观者错了，但他们不疯狂，如果创新完全由市场驱使，如果不关注巨大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催生出的惊人发明，将让世界分化得更剧烈，我们无法改善公立学校，无法治愈疟疾，无法终结贫困，不会做出发明，让贫困农民在变化气候中种出食物。

　　如果我们的乐观并未指出问题，那么我们的乐观需要同情心，如果同情心引导乐观，我们会看到贫困、疾病与破败的学校，我们会以创新作答，让悲观者惊讶。　　在下一代中，你们这些斯坦福的毕业生，会引领新一波创新的浪潮，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们的世界很宽，就会创造出我们理想的未来，如果你们世界很窄，则会造出悲观者恐惧的未来。

　　我从索韦托开始学到，如果我们想让乐观关系于所有人，赋予各地人以权利，我们需要看到最有需求的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有乐观，却没同情心，那么掌握多少科学奥秘都没用，因为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在解谜。我想，你们大多数人的视野比我当时更宽广，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你们能全身心投身于此，我们对此迫不及待。

　　当你们离开斯坦福，带着你们的天分、乐观及同情心，改变这个世界，让千百万人为之乐观。你不需要着急，你还要开创事业，付清债款，找到并结下合适的另一半，现在做这些就足够，但在你的生命之中，可能你自己并未计划过，你会看到让你心碎的苦楚，而当这发生时，不要掩面而去，就在这一刻，改变孕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