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浓郁氛围，让人觉得创新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正是这种信念，让我在 1975 年离开波士顿郊外那所大学，并永远辍学。我相信，神奇的计算机和软件会帮助各地人，让世界更美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 40 年，我和梅琳达结婚也已经 20 年，我们比以往更乐观，今天我们想与你分享我们学到的，你我的乐观将如何帮助他人。

　　我和 Paul Allen 创建微软时，想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带给人们。当时，只有大公司才买得起计算机，我们希望让普通人也能使用这份力量，使计算机民主化，到 1990 年代底，我们看到个人计算机对人的巨大效用，但这种成功，产生了新的困境。

　　如果富家子弟能使用计算机，而穷人不能，这种技术将加剧不平等，这与我们的核心信念相抵触，因次我们努力缩小差距。我把它当作微软首要任务，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的首要目标，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

　　1997 年时，“数字鸿沟”引起我的关注，我首次去南非出差，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人家中，当时距 NelsonMandela 上台只有三年，种族隔离刚刚终结，我同主人共进晚餐，主人用红铃唤来管家，餐后女人会和男人分开，男人们开始抽雪茄，我心想，幸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不然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到索韦托，约翰尼斯堡西南部的贫穷小镇。从城区到小镇非常近，而入口却如此突然而刺眼，我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索韦托之行，让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和我们在美国做的一样，但我很快明白，这里不是美国。

　　我见过关于贫穷的统计，但从未亲眼目睹贫穷，那里的人住在瓦楞铁皮屋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厕所，大多数人不穿鞋，在街上赤足行走，不过，那里没有街道，只有布满车印的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