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中心没有持续电力供应设施，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线，从社区中心链接到 200 米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看到装置后，我明白：一旦记者离开，发电机会被挪到更需要的地方，使用社区中心的人会离开这里，为不能被电脑解决的问题担忧。

　　当我对媒体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时，我说：“索韦托是个里程碑，我们正面临的重大决定是，科技是否让发展中国家落后，也就是要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但当我读出这些词，我却发现它们关系其实不大。

　　当时我没说的话是：我们并没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块土地上，每年约有 50 万人死于疟疾。在我前去索韦托前，我自以为理解世界的问题，但我却对诸多最重要的视而不见，我如此震惊于所见，并因此扪心自问：我还会相信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事吗？我对自己保证，在重回非洲前，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困的原因。

　　这些年来，梅琳达和我发现了更多贫困者的当务之需。此后一次南非出行中，我来到一家医院，探访 MDR-TB （抗药性结核病）患者，或叫耐多药结核病，一种治愈率不到 50% 的疾病。

　　我还记得这家医院，一个绝望之地，巨大的开阔式病房中，无数病人拖着脚步，穿着长衣，戴着口罩，有一层楼专为儿童开设，包括一些床上的婴儿，这有一家很小的学校，让适龄儿童学习，而很多孩子却撑不到那个时候，院方也不知道坚持运营学校是否值得。

　　我同一位 30 多岁的病人聊过，她曾是结核病医院一名职工，因咳嗽病倒。她看了医生，医生说她患上耐多药结核病，此后她被查出艾滋病，她活不了多久了，而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等着她床位，这是一个有着排队表的地狱。但见到地狱，不会减少我的乐观，它指引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