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如果单纯用数字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数字而数字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而活，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东西。所以，越到后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

　　三

　　上述表明，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极大地扭曲了，即以数字来呈现发展状况。然而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因为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数字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

　　对我们来说，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扭曲这一事实引出了两个实质性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发展社会学所处的境况?我们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

　　第一个问题：目前，发展社会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境况之中?发展是“终结”了，还是被“低估”了呢?这个认识困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而提出来的。因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关键词：比如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这些词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词汇越来越有取代上述关键词的趋势。广为人知的新词汇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10c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e diver－sity)。新词汇的涌现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现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羡慕的对象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现实本身，联合国的十年发展计划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原先的缩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经幻灭，南北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连亚洲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在1997年金融危机面前也仅是个“纸老虎”。总之，人们从现代化理论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发展的迷思中走了出来。

　　由于对现代化理论失去了信任，发展社会学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了。然而，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没有指导的行动是没有目标的行动，没有目标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构成为行动了，而仅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发展社会学而言，的确存在着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发展社会学既面临着“终结”的危机，也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我们认为，要拯救发展社会学，需要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所以，我们给发展社会学下的`定义是，发展社会学是一门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去矫正发展理论的学问。这样一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1)发展理论有一定问题；(2)解决发展理论的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用到“社会理论”的知识；(3)发展理论的发展是有希望的，发展并没有“终结”。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三个革命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民主革命(法国)、教育革命(美国)。这三个革命协同宗教运动改革，最终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公民宗教式的现代社会。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把现代化理论这件“黄袍”加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病人”上，就可能会出烦。

　　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标志的发展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土不服”的确是一种危机。不过这种危机绝非到了使发展“终结”的程度，因为新的趋势、新的方法已经有利于我们来拯救它了。接下来，我们将剖析发展理论的产生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认识到，发展不是终结了，而很可能是被低估了。

　　四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认识发展理论的框架、维度、过程和要素，以及必须了解发展的实施主体都可能是哪些，这些主体之间的斗争与发展观念之间有何关系。换句话说，发展社会学之所以能带有社会学的意涵，就是因为它坚持认为，发展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只有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才能看清发展的含义、发展的行动者等实质性内容。

　　首先，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19世纪末期，发展的含义主要是工业化或者是赶上工业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进入到20世纪上半叶，发展完全被等同于工业化，被等同于经济发展。随着系统理论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推进，帕森斯等理论家意识到经济系统如果没有文化、法律、政治诸系统的支持，经济系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在帕森斯一般行动系统理论影响下成为一种普世性学说。由于现代化理论的繁盛之地在美国，美国文化的色彩主要是进化论的、实用主义的，所以，现代化理论的色彩主要是进化主义的。很显然，现代化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当这种理论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不发达国家时，就出现了困境。因此又有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心一外围结构理论背景下，都主张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通过跨国企业等新形式仍牢牢地控制了利润的中心国家流向趋势。结果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出现了依附理论的变态形式，即“不发展的发展”的主张，二是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第4世界”，即发达国家不愿管，跨国公司不愿去投资的地方。在依附理论之后，则是综合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综合发展观强调实质理性和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去管制、私有化等措施发展经济。两者都有一定问题，前者对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是空洞的呓语，后者则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打开了通过剥夺公共财产以“致富”的方便之门。在它们之后的发展观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批判观，认为发展带来的只是灾难，带来的是极权主义的泛滥。很明显，整个过程表明，当现实改变后，理论视角相应变化，其中的发展意涵也跟着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