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孔子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近来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中他言辞文章，而不去了解他高尚的德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书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唐太宗说：“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江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看前朝的史书，惩恶扬善，足以规劝警戒后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只是担心有与君主意见相抵触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现在要亲自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成为按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记玄武门之变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我做的事情，按道义来说和这些相同，都是用来安定国家，惠及百姓的。史官执笔，何须隐晦？你们应当立即改删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惧怕，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很符合公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