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信

　　所有消失的人和事都未走远

　　岁月：

　　你好!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写信。对于前两封信中遗漏的部分，再做最后的补充。

　　这一次我想说，来自大地的经验，不仅仅将我引向更深远的空间中，还把我引向更加深远的时间——有多少回忆、过滤、反刍、消释、麻木、警醒，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不仅对自己的，也包含着对他人，甚至逝者。

　　我愿意停下脚步，聆听那些风景、人物的轻声细说。

　　我会看到那些早已被你一层一层掩盖起来的挣扎、纠结重新浮现出来。那里我会发现，无论古今，也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相似的，我也发现他们既不遥远，也不神秘，而是带着各自的心事与伤痛，近在咫尺。

　　历史写作，让我穿越时间的荒野，去查访他们的下落。我相信他们尚未走远。

　　在历史中，我发现了那些显赫人物最普通的一面，这就是我深深沉迷于历史的原因。我由关注自己，转为关注他们。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我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是“世界上另一个我”。每当自己与遥远时空中的人物相遇，我都会想，上帝究竟在怎样的偶然里，分别塑造了我和他们，假如机缘转变，是否可能将他们变成我，将我变成他们?

　　这转变最初发生于1994年，我写《北京之死》。1996年，出版《文明的黄昏》。2001年出版《遗址》。2002年自江南归来，开始写《蓝印花布》。就这样一路写下来，写到今天。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我与张锐锋躲在北京西山，共同完成一部50集纪录片的撰稿工作，在那工作的空隙，我写了《旧宫殿》。那是一段无比枯寂，也无比安静的日子，写作之余，我和锐锋经常一边爬山，一边谈论散文写作，我们就像两个寺庙里的僧人，清心寡欲，交流着各自的修行体会。有时我们坐在小酒馆里，窗外寒风凛冽，街道清冷，桌前酒肉穿肠过，直到喝得面红耳赤，东倒西歪。那段并肩战斗的日子，以后怕不会再来。

　　2003年，北京“非典”，却给我的历史写作带来“历史机遇”。我一个人去了故宫，浩瀚的宫殿，空无一人，只剩下我，成为这座宫殿真正的主人。我从早上，一直呆坐到黄昏，看飞鸟的黑影在粗糙不平的地上疾速滑过，看夕阳的暖光从广场的一边如潮水般漫向另一边，直到宫殿镀金戗脊上的太阳反光犹如最后一盏灯，隐没在暮色中，我才悄然告别这座宫殿。那时，我觉得自己距离那些在这里生过、死过、爱过、恨过的人那么的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与心跳。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就是他们。我对历史的兴趣，乃至我对这座宫殿的兴趣，似乎都在那一刻迸发出来。那时我正全神贯注地写《旧宫殿》，全然不会想到，很多年后，这里将成为我的工作之所。

　　从那之后，宫殿、历史，就主宰了我的写作。既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岁月都是有尽的，生命都是匆匆一瞬，那么干脆不如将这些不同的生命打通，让不同时代的人进行一种跨越时空的交谈。当生命变成复数，变成无数人的集合，它才能真正打破时间的围困，变成长河，变得无穷无尽。

　　连我也不曾想到，自己会被调入故宫博物院，成为一名研究人员。长久以来，它就像藏地一样，那么幽远、神秘。我曾无数次地走入这座宫殿，写过好几本宫殿之书，这一次，我与它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无法分开了。我至今保留着郑欣淼院长发来的一条短信：“故宫是写不完的!”

　　每当穿越车水马龙的街市，一走进这浩瀚的宫殿，满树的鸟鸣，却带给我无比的清透宁静。我会一头扎进宫殿西北隅的一个独立的庭院，那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去一页页地翻动影印版的《四库全书》，这是一种促膝长谈。故宫容纳了太多人的生命轨迹，而它自己，也是一个生命体。每当大雪之后，我站在空旷的宫殿里，看到飞檐上的积雪一点点地断裂，沿着飞檐的弧度缓慢地滑行，然后接二连三“扑通扑通”地降落在地上，我就知道，故宫不是一个死物，而是像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律动和感情。我痴迷于这座宫殿，时常会一直呆到夜里离开。我发现，这座旧宫殿的美，竟然那么适于在夜色里展开。它就像一个人，在夜里褪去了华丽的外表、虚拟的表演，我听得见它安静的心跳，那里面藏着它最真实的隐秘和疼痛。

　　故宫让我与那些消失的面孔离得更近了。那些遥远而迷糊的往事，也借我的纸页一一还魂。

　　2011年，我写长篇小说《血朝廷》，对庚子年逃难路上的慈禧陡升恻隐之心，让她在遭遇兵匪抢劫之后号啕大哭。我相信，在历史中，她可能从未获得这样发泄和倾诉的机会。他们带着各自的伤痛和无尽的遗憾，坐在我的面前，或许，今日的笔和镜头，给了他们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

　　宁肯这些朋友对我“触电”多少有些担心。的确，有多少作家因为影视无疾而终，连只言片语的文字尸首都找不到了?对此，我也保持着警觉。对我而言，影视只不过为我在时间中的旅程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已，它不是旅行本身。它重要，但并非必需。

　　只有出版是必需的。尽管纸质书在做着垂死挣扎，尽管出版作品的经济回报与影视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我心里，没有一种文字载体比纸质书更加神圣。一个商人的成功可以写在支票上，但一个作家的成功只能写在作品上——我这样说没有歧视，只有不同。

　　在我出生之前，纸张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走到了纸文明的尽头。我们没能看见纸文明是怎样开始的，但或许我们能够见证它是怎样结束的。继岩壁、甲骨、钟鼎、石鼓这些载体之后，两千年纸文明所创造的辉煌，成为让我们无法忽略的巨大存在。今天每一个写作者的命运，都与它们那么紧密地相连，像我在《故宫的风花雪月》里写过的《兰亭序》，还有我一直想写却不知如何落笔的《上阳台帖》——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作品。精湛的书写者，使书写这种行为有了灿烂的结果，让一张平凡的纸页变得如此不凡。假如说我们正身处一个纸文明衰落的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甘愿用更加努力的写作，向纸文明致敬。

　　《故宫的风花雪月》是2013年我为《十月》所写的散文专栏，东方出版社将其纳入《祝勇作品系列》出版。这些散文，将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与历史的风云、人物的命运融合起来写，不仅是散文写作的回归，更是向纸文明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作为《十月》的编辑，宁肯看了这组散文，终于放下心来。他看到，那个书写的祝勇，从来未曾变过。我还是如此热衷于旅行——哪怕是这种旅行，只在纸页中进行，倾听纸页追忆它们的逝水年华。

　　有尽的岁月，我想对你说的是，当你成为束缚每个人的困局，你也同时会提供打开这困局的钥匙。写作，就是我的钥匙。写作让我与那些遥远的，甚至早已逝去的人们重新遇合，让我相信当我死去以后，与后来者相逢的道路也随时敞开。

　　祝勇顿首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