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面临的性骚扰危机主要来自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买主。有人以性的要求作为接受某种商品的代价，其实也确实有一些推销员以牺牲色相作为推销大额产品的手段。

　　寻呼小姐也经常面对一些客户恶意的性骚扰，一些无聊的人往往深更半夜用电话纠缠寻呼台的小姐，大谈色情话题。

　　可以看出，最易遭性骚扰的人往往是一些在经济关系、服务关系、雇佣关系或需求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人。

　　调查表明，陌生人是最主要的性骚扰者，有37.2%的深圳人表示曾受到过来自陌生人的性骚扰。除此之外，朋友、一般熟人、同事和同学也是较主要的性骚扰来源，分别有15.5%、13.5%、12.8%和10.1%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曾遭受这几类人的性骚扰。另外还有12%和8.5%的调查对象表示受到过精神异常者和上司的性骚扰。公共娱乐场所、偏僻角落和公共汽车车厢、车站被认为是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场所。除此之外，办公室、电梯、宾馆、公园和公共浴室也被认为是发生性骚扰的主要场所。而48.5%和33%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个体企业和外资合资公司是最容易发生办公室性骚扰的单位，而认为容易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发生办公室性骚扰的人只有7.1%、7.3%和2.9%，这个结果和其他城市调查情况较为一致。

　　美国人和深圳人看性骚扰

　　以下一组数字分别来自美国《时代》周刊和《深圳周刊》，用同一组命题作出的调查(表四)，第一列为被调查者判断是否属于性骚扰的命题，后两列是两地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对命题判断为属于性骚扰的人数比例，《时代》周刊的调查对象为美国读者。

　　通过上述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命题判断中，深圳人的肯定判断人数比例都不同程度地低于美国人，由此可见，不同国家的人由于文化和习俗的不同，表现出对性骚扰的不同认知标准。相对来讲，深圳人对性骚扰的判断标准更倾向于“是否直接的性的内容”，而美国人则以“是否有性的倾向”作为判断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有交互的层面，也有交叉的层面。例如对“要求女性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与“对女性直接提到性或者某种性挑逗行为”两个命题，两地的调查差别并不明显，但对“强迫女性与自己共进晚餐的行为”的命题，深圳人更多地认为它并不具有“直接的性的内容”;而大部分美国人则认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倾向和性的暗示”。对其他的几个命题，也存在着这种判断标准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