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组数据值得深味。

　　一方面，31.7%的寄宿学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2至3次被人欺负。留守儿童情况更糟，这一比例为36.3%。

　　另一方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尹建莉写文章指出，罗马尼亚曾在这方面犯过一个致命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陷入经济困顿、人口锐减的状态。政府鼓励生育，规定每个育龄妇女至少要生4个孩子，如果家庭无力承担这么多孩子的抚养责任，可以送孩子到政府出资的国家教养院，由工作人员集体抚养。该政策出台后，先后有6万多名婴儿一出生就被送进教养院，进行批量抚养。

　　这些孩子后来很多都出现行为异常，情感发育不良。他们不喜欢和人交流，无法形成对视和对话，独自坐在角落，对陌生人没有恐惧感，也没有沟通能力——这种情况，称之为“孤儿院现象”。

　　她说，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能代替母亲。”

　　“孩子不是无知无觉、没有感情的土豆，可以随意集中，装筐装袋地归类存放。保障儿童和父母在一起，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一切涉及儿童利益的社会问题都应在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去解决。”她指出。

　　寄宿在现有条件里，也许是最不坏的选择，但不应该是未来的方向。在有关部门的规划里，寄宿仍然将是改善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方式，甚至为他们建立一批寄宿制幼儿园。

　　在很多教育专家眼里，寄宿幼儿园、低龄寄宿是政府用心用力很猛但方向错误。

　　走向未来

　　“我不喜欢住校，厌倦了。”“住校没有私人空间，没有什么自由。”这是现已20岁的林婉莹心中的寄宿。

　　寄宿让她不得不坚强，不怎么依赖家人，让她“觉得其实很多事我可以做到的”。“看不惯娇生惯养的人。”她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可能是嫉妒吧。”

　　“缺乏感”伴随着寄宿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寄宿生的整个青春。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长坑小学在寄宿学校中被认为是成功的典型。这所学校条件不算好，没有大操场，学生多时也不能保证一人一铺，也同样没有经费聘用生活教师，或开展大规模的课外活动。

　　但在校长刘勇武看来，精神的富足能超越物质的匮乏。基于现有条件，他带领老师开发兴趣课程。比如吃饭，就可以让老师讲吃饭礼仪和营养搭配。

　　从开学开始，学校就让六年级学生住在一年级学生的上铺，尽量安排同村的高年级同学带新生熟悉环境，力求给他们心理上的安全感。

　　张旭东向记者介绍重庆某县的经验。那里由大学生村官组织孩子，对接重庆师范大学的资源，请大学生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带领孩子到市里表演。

　　此外，张旭东提到，政府应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工等专业力量，有效加强对寄宿制留守儿童的关爱。他还建议要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

　　叶敬忠说，“教育上移，是彻底促进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没有好的师资和条件，寄宿就像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地方管起来一样。可最重要的是孩子每天过得怎么样。”

　　林婉莹多次向记者提起一个没实现的愿望：“我特别向往小说里面三两成群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样子，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

　　这份遗憾永远定格在她无法重新来过的成长期。她希望自己能改变像穿山甲般“缩起来”的性格，更“自信一些，勇敢一些，体谅别人一些，像所有女孩子一样会撒娇。”

　　她对未来也有“坚定的打算”：就算结婚，也绝不离开家乡，因为父母只有她一个孩子;就算当了妈妈，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