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知道巴金撰写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信是老朋友潘际写的。潘际供职于《大公报》，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

　　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她们的墓碑竟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

　　巴金的《谈〈望乡〉》在香港《大公报》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于是潘际就再次约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当时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他感到自己应该写一部同类的作品。当潘际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名为《随想录》。

　　巴金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