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最初翻看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时，看到了这句话，我感到又不解又好笑：若处处都容忍着，让不顺心的事扰着自己，这“自由”还有人要吗？之后又仔细读了一遍，想了想，似乎又有所理解，大概是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所以要容忍吧。

　　我也就一下子说服了自己，就这么理解了。

　　有一次，因历史课上的问题去翻查启蒙运动的资料，其中写到了卢梭与伏尔泰：两人生前因观念不同，虽同为启蒙领袖却相互争吵了半辈子。伏尔泰离世，葬入先贤祠；卢梭病逝，法国人亦把他葬入了先贤祠，并特别选在了伏尔泰的正对面安葬。法国人为之骄傲地说：“让这对冤家死后继续争辩吧！”

　　卢梭凭什么葬人先贤祠？一个能与所有朋友、无数学者争吵以至无人再愿理会的暴躁鬼，凭什么？一个已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的患者，凭什么？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就公然反对私有制的“疯子”，凭什么？或许，正是凭着那一代法国人的容忍。

　　今天，当一些西方学者奉卢梭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将他的思想视作反对后现代主义与纯物质文化的利器时，我们才发现，那一代法国人对这个“疯子”的容忍有多么正确，甚至是超前。

　　因而，我看到了自己先前的观点有多么浅薄。苏格拉底曾说过，他自己之所以智慧，正在于他看到了自己的无知。但生活中无知的我们，却总因为无知而觉得自己是最智慧的人。而当我们抱着这样的无知态度去理解“容忍”时，浅薄也就难免了。

　　“尊重别人的自由”，在我们这里，说到底，便是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口气，无非是为了展现自己所谓的“宽容”罢了。抱着这种心态的人或许潜意识里就觉得我是对的，他是错的，但我气量大，我容得下他的错误。别人若是值得有这份自由，我便忍一忍；别人若是不配有自由，我也就无须所谓的“容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