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生活之本质

　　唐君毅写作《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时，常念一切精神上的不安，陷于现实自我而不能自拔。根据许多年的思想结果，唐君毅不但“深信形上界之真实自我之存在”，也相信“人根本上是能自觉的”。于是，唐君毅认为道德生活的本质是“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生活”。这里重点说人的道德生活的自觉性。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世界有不同的自觉态度，有了解之态度，便有科学哲学生活；有欣赏表现之态度，便有文学艺术生活；有支配实际之态度，便有道德政治经济生活。然而，道德生活与这些生活有明显的不同。比如道德政治经济生活都是求所有支配的，其中经济生活支配的是物，政治生活支配的是他人，而道德生活支配的是自己，换句话说，道德生活必须是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是自作主宰、自律的生活，而其他文化生活是他律的生活，不是我们完全可以自作主宰的生活。在唐君毅看来，虽然我们可以承认人有纯粹的求自律的生活，我们就有了纯粹的道德生活，这只不过是观念的承认，要真能在实践中自觉地自己支配自己，是极难的，因为我们原始的支配态度是外弛的，如果要在实践中自觉地自己支配自己，那就必须把外驰的态度收回来，回光返照于我们自身。唐君毅深信“道德生活，永远是内在的生活；道德的命令，永远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自己求支配自己，变化自己，改造自己。人必需要在自己真切的求支配自己，变化自己、改造自己时，才能有真正的道德意识之体验。”

　　首先，既然我们承认了自己支配自己道德生活观念，也知道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那么就要探讨人自觉地支配自己何以可能的问题。唐君毅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认识：第一，支配自己是比支配世界更伟大的工作。支配世界只是表示我们的意志力能够破除外界的一切阻碍。支配自己表示我们能够主宰这个意志力本身。按照常人的习惯，我们总是向外用力，支配世界。如果我们向内用力，就会看到向内用力的道德生活比外驰支配世界更为可贵。第二，你认识你自己时，要负有绝对的责任。第三，就自觉心本身的“能”来说，是超临于一切性格、习惯及环境之上，因此当下的自我是绝对自由的。第四，心之“能”与“所”本不相离，但“所”毕竟不是“能”，因此人真能注意心的“能”本身，就可自由地恢复其自由。第五，心本身的活动，是可以向任何方向开拓其行程的，可自己决定、选择其命运，因为，一切性格、习惯、心理结构，对于心本身而言，都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由上述可见，道德自由是从心之“能”本身来说的。在唐君毅看来，只在心之“能”本身，才可说有自由，也只有自觉心之“能”本身，才能获得实践道德自由。

　　其次，仅仅认识了道德生活的本质，知道了入有自由创造的自由，并不能使人创造什么，要想真正开始道德生活的实践，就要走出人生目的在于“求快乐幸福，求某一些情境，求满足欲望，保持某一些生命活动的形式，过更广大丰富的生活，顺生命冲动”的错误观念。唐君毅认为，这些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们通通不能做我们生活的最高指导原理。比如人生的目的在求快乐幸福，这只是受那些盲目的执着之流的支配，而否认人生有其他目的。唐君毅批判这些人生目的在于，它们都是在人的当下能自觉的心以外求人生目的，总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得到什么或合乎什么，都是被盲目的势力支配去找。在唐君毅看来，人生的真正目的在你当下能自觉的心中，换句话说，就是“你应当以为你当下能自觉的心之所自定自主的活动之完成，为人生之目的”。你只要做你所认为该做的，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看来，唐君毅强调的还是人要自觉的活动，在实践中自觉地自己支配自己，不要为外在的势力所支配，而是要完成自律的道德生活。由此可见，唐君毅辨析“人生之目的在行自己应当意识对自己所下命令之说”，主要是承继康德之辨“应”与“要”之精神，与孟子辨义利之精神而来的。

　　此外，唐君毅又从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的共性说明道德生活发展的可能。在唐君毅看来，人之所以能有此当下之自觉的心而成就自身的道德生活，就在于人有共同的道德心理。一切道德行为、道德心理的唯一共同的性质，“即为自己超越现实的自己的限制”。唐君毅分析了诸如坦白、爱真、爱美、向上奋勉、自尊等道德心理，认为这些道德心理都含有道德价值，都是可以从表现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处看的。比如，爱真理，“是要超越已有意见之限制，而摄取事理之本质，破除自己原认识之有限范围之行为”。但我们不能说爱真理而求真理者行为的价值在得真理，因为求真理的心理，只在开拓知识范围，只是为了领略一种真理，本身不含道德价值。求真的道德价值在于破除未知真时的暗弊一面，超越原来认识限制的一面。当然，这些道德心理除了自身的超越以外，还预设了自身以外的人或客观的自然存在。但就道德心理之所以成为道德心理而说，只有唯赖自己的超越活动，“唯此自己超越，为构成诸道德心理之本质”。由此可见，道德心理是否具有道德价值，不是从道德心理行为的效果上看，而是从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来看。唐君毅说：“在道德心理中，只有超越自己限制之自觉，是唯一在实际上有，且必须有的。此外，都是实际上不必有，亦不需有的”。因而，此能觉之心是无对待的。此心作为纯粹的能觉，它所谓的“自觉”只是对此“能”本身的自觉，这一自觉的“能”本身，才是与“现实自我”相对的“形上自我”，即中国哲人所谓本心本性。因而，此自己超越自己的限制，实质上是此心之能觉的自我超越，不停滞于旧能，由旧能过渡到新能，而旧能复投映于新能。这样看来，唐君毅主张道德生活行为本身就是目的，使自我不断地从现实陷溺中解放出来。道德自我就是在超越活动中肯定自己。人在道德生活中的现实自我解放，就是“形上自我”的实现。 另外，唐君毅认为，道德生活之所以成为道德生活，在于你有可以不道德的自由。如果要求有一道德生活的保障，那么你的道德生活就被保障的势力所支配，这样的生活就不是道德生活。直正的道德生活永远在实现你当下自己所定的应当命令。如果你要求具备保持道德生活，完成道德的自我，“唯一的方法只是使你摆脱本能冲动欲望之支配，你当自己遵循你自己之命令，去摆脱他们。”只要你真自觉地自己规定自己，体验诸多道德心理，你就可以过上真实的道德生活。当下的你的自觉深度、自由感的深度，决定了你的道德生活和整个人格的伟大与崇高。

　　最后，唐君毅对道德生活本质的分析，不仅仅限于个人的道德生活实践，还反省到“不伴随文化价值之实现之道德活动，虽对于发此道德活动之个人，为无憾；然对他人及社会道德之促进则有憾”。关于道德活动与文化活动的关系，在唐君毅看来，“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唐君毅在《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中，分别探讨了家庭、经济、政治、哲学等各种文化活动都是同一精神自我超越其自然性向分殊的表现，这也就说明了“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唐君毅主张道德活动为一种与其他文化相对的特殊文化活动。人们从事道德活动就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虽然在从事文化活动时，没有自觉的实现道德价值，并且各种文化活动的目的并不定在于道德实践，但“一切文化活动皆由我之自我发出，而辐辏于我之自我之内。而我之道德意识则为支配主宰自我，使吾人之自然自我化为常有文化之活动之自我；复使此自我之各文化活动得协调的发展，延续的完成；而建立吾人之道德自我者。”总之，唐君毅认为“真正最高之道德活动，应自觉的为社会之道德之促进，而从事文化活动，以实现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