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印象中的新华书店早已变了模样，但是情结还在那里。yuwenm小编整理了相关的文章，欢迎欣赏与借鉴。

　　我的新华情结作文【篇一】

　　现在沈阳的新华书店规模大、功能全、数量多，大小书店星罗棋布，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人们购书非常方便，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沈阳，新华书店屈指可数，人们想买本书往往要走十来里路。

　　记得当时沈阳最大的新华书店坐落在太原街，是市一级的书店，再有就是区一级书店。沈阳区新华书店在中街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荟华楼对面;皇姑区新华书店在北行南边，位于长江街与岐山路交汇处的东北角;大东区新华书店在小津桥路北，大东区政府西侧;铁西区新华书店在兴华街上，与和平影剧院毗邻;和平区不愧为沈阳的文化区，除了太原街新华书店外，区内还有马路湾新华书店、北市新华书店，在西塔东边还有一家朝鲜族书店。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些书店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我渴望文化、渴望知识的足迹，我的上千册书藉都是在这些地方购买的。

　　我当时不论是买书还是杂志，都会在扉页上写下“购于XX新华书店或报刊门市部”字样，并记下年月日。上周在家整理书藉刊物，看着那扉页上的字迹，往事如烟，涌上心头，一幕一幕，如在眼前……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是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用当时的话讲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风。当收音机里播放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时，年少的我和父母一样沉浸在自豪的喜悦中。当时我在沈河区团结路第二小学读四年级，那天放学后我去三角地附近的百货商店买作文本，偶然看见了那本《人造地球卫星》小册子，我让服务员拿给我，我翻了翻，非常想买，一看定价两角五分钱，我兜里就两角钱，即使不买作文本也不够，只好作罢。晚上和母亲要钱说想买本书，母亲听说是买课外书就没给我钱，我很失望，闷闷不乐。父亲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趁母亲去井院投洗衣服的空隙，父亲问我买什么书，我如实说了，父亲未加思索就从兜里掏出三角钱给了我。次日，我去百货商店买书，书竟卖完了。我只好赶到离家最近的北市场新华书店，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书，从这本书里我了解了地球，知道了什么是卫星，对太阳系也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书燃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望。

　　上中学后，我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在北市新华书店陆续买了《宇宙的秘密》等自然科学读物。当时再版发行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总共有十六七册。想拥有这套丛书成了我的梦想，但全买下来得六七块钱，父母肯定是舍不得的。那时学校遵照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学工务农劳动。1974年暑假，学校让我们来到小北关街附近的红旗开关厂劳动，厂里每天给我们补助6角钱，这使我们的劳动热情格外高涨，一个月的辛勤劳动，我挣了18块钱。用现在的时髦话讲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用这笔钱给父母买了两盒牡丹牌香烟，剩余的17块钱全部买了书。我首先想买的是买《十万个为什么》，我冒着酷热来到北市书店，但没有整套的，只好有哪册买哪册了。我又赶到太原街书店，拾遗补缺又配上了几册，但还是不全，为了配成套，我中午饭也没吃，饿着肚子一咬牙，花一角钱乘环路电车来到了中街书店，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上天，缺的那几册这里竟全有，真让我喜出望外，当即开票付款，服务员帮我把书捆扎起来，我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回家了。这套书的阅读，拓展了我的眼界，也扩大了我的知识面，我没事就给同学出问题，最后还是我自问自答，让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有人还给我起个绰号“万事通”。这年在我加入共青团的审查会上，班主任王老师对我的评价是“爱读书，知识面宽。”

　　1978年春，我来到沈阳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同我一起入厂的青工学会了吸烟，还经常和老师傅们出去喝酒，但我有点不随乡入俗，显得有点另类，即不吸烟，也不喝酒，而是把钱省下来买书。班组里有位1974年入厂的青工叫潘英华，还有一位下乡返城的知青李月来，我们仨儿都爱读书、爱文学，成了工段里的文学青年。工余和午休时，我们就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遇到雨休或下班后，我们就结伴来到附近的书店转转，往往都不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发了薪水后，咱仨儿每人都会买三四本书，我的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大都是这个时期买的。当时再版的中外文学名著都是畅销书，常常供不应求。1979年夏天，我们来到亚洲电影院对面的朱剪炉工地施工，为了第一时间买到新出版的书，咱仨儿几乎天天去中街新华书店，一来二去竟和卖文学类书藉的胖大姐成了朋友，后来胖大姐不但向我们通报最近要有什么新书上架的信息，还把对我们想买的书留下来，有了这个“后门”，我们买书就方便多了。我的《复活》、《红与黑》、《高老头》、《巴黎圣母院》都是在胖大姐的关照下购得的。现在想起来对胖大姐还心怀感激之情。那些年工地在哪里，工地附近的新华书店就会留下我们的足迹。高尔基说书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阶梯上留下了我们向上攀登的足迹，我们无怨无悔，有趣有乐!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图书市场的放开，书刊批发市场的成立，大大小小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沈城，买书难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以后新华书店去的确实少了，但我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故，时间抹不去记忆，凝结在知识里的书店情结挥之不去!

　　我的新华情结作文【篇二】

　　“从南京中山路55号到管家桥65号，我走了25年!”这是2000年江苏经济报加盟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时，我发出的一番感叹。

　　记得第一次跨入新华日报大门是1975年4月初。当时，我作为第五期工农通讯员学习班成员，从苏北石油勘探工地风尘仆仆地闯进中山路55号那油墨飘香的大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三个月的专业培训，是新闻启蒙，也是道德熏陶，22岁的毛头小伙，从此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当年参加培训的24名通讯员天各一方，每个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其实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使我们的人生从这里拐了个弯。30多年来，我们组织过多次同学聚会，尽管一些同学已经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但对这个聚会绝不敷衍。“没有新华日报，我们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多少年来，我以新华日报通讯员为荣，笔耕不辍，一旦有重要新闻总忘不了给新华日报投稿。采用不采用都无所谓，权当给家人捎封信。1985年，我赴京就读于中国新闻学院，得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在北京没有派驻记者，出于对新华日报的一片深情，同时也为了自己练练笔，我向报社领导主动请缨，“自投罗网”当了两年“编外记者”。在这期间，我积极和江苏省驻京办事处“攀亲”，与江苏驻京代表保持热线联系，获取了不少新闻线索，利用课余时间采写了180多篇消息、通讯、人物专访，拍摄了大量新闻图片，其中80%为江苏发生在北京的新闻。创刊不久的扬子晚报，头版不时以“本报北京专电”、“新华社供本报专稿”名义发表我的报道，以至一些朋友误以为我已另攀高枝。

　　著名记者李普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被网住了，他就摆脱不掉，不是别人拉住了他，而是他自己一往情深，舍不得离开。”对此我有同感，既然“自投罗网”，为了那份承诺，我就得像职业记者那样磨练自己，拼命地跑、用心抓新闻。好在从第二学期学校下午很少安排课程，我便买了月票，揣上北京交通图、采访本、照相机，利用下午和晚上到处抓新闻。为了给新华日报采写《江苏轻纺产品在北京》，我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商场;为了抢一条“东海‘小萝卜头’塑像在京揭幕”的快讯，我在中国青少年宫转了三天;为了采访江苏藉在京文化名人，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冤枉腿;由于没有记者证，享受不到新闻稿三分钱一个字的优惠，在邮局我不得不花七分钱一个字发电报，抢发当日新闻，稿费还没发报费多，但我乐此不疲。同学问我，你哪来的这么大干劲?我坦言：有“家里人”在背后撑腰。当时，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先后有两位领导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什么、怎么写，我可以“现买现卖”。有时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他们都将我作为“家里人”介绍给对方，从而更好地拓宽了我的报道面。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我转到了江苏经济报，紧接着江苏经济报加盟了新华日报报业集团，这回成了真正的“家里人”，我归属感油然而生。情系“新华”25载，我也成了“新华人”!